二、仁民万物，珍爱生命，抑制人类对自然的欲望膨胀
    基于对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和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两大问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许多内涵不同的环境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万物进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人类才是衡量生命实体能否存在的唯一价值尺度，因此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时，应该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自然对人类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一种观念认为自然不仅仅对人类有工具性价值，还具有独立于人类存在的内在价值，人类应该承认自然及其万物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及其他生命，对它们承担起道德义务和责任。[10]
    显然，前者虽然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发展出发，也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主张对人类生存环境进行保护，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功利性保护。而且人类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往往把自然界作为可以无穷索取的资源库和无限容纳废弃物的垃圾场，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导致环境破坏，损害大多数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保护环境成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话，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的局面。后者认为人类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拥有其内在价值，只有人类从自然的整体利益出发，把其他自然存在物也当作具有独立于人的主观偏好的内在价值的对象来加以保护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人对环境的保护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安全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才会更安全、更稳定、更可持续。这种观念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应用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身上，真正使人类对自然的关爱和保护成为自觉，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具有了实在意义。
    中国古代哲人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天地万物视为和谐的整体。老子道家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强调“道”的运动是自身使然的（即“无为”），其最终意义就在于确证自然体系之结构的完美及其和谐性。儒家对万物共生共存的相互依赖关系观察得要更细密一些。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1]（《尽心上》）在孟子的观念中，君子之“爱”是有层次的。从对亲人的亲爱，到对百姓的仁爱，再到对一切自然物的珍爱，各有不同的内涵，表现为由近及远的扩展。而这几种爱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亲亲必须仁民，因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才能使亲人的幸福得到保障；仁民又必须爱物，因为只有珍惜作为生存资料的自然物，才能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作为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荀子认为天地万物的存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系统，即“天地以合， 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8]（《礼论》）正因为世界是一幅和谐有序的图景，故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8]（《王制》）荀子又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8]（《非相》）宋代张载则认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乾称》）
    与人和自然和谐的观念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主张“兼爱万物”，把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提高到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高度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作为天地之间的至德。道家以无为、无执、无处的心态对待“物欲”，无疑已包含化解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寻求一个适合人生存的客观环境的意向。儒家由于重视人伦日用的道德实践，强调按照由近及远的程式将“仁德”及于人，推及于物。孔子不仅主张以“仁”待人，也主张以“仁”待物，即《论语·述而》中所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显然孔子把道德伦理行为推广到生物，认为滥伐树木，滥杀禽兽是不孝的行为，把保护自然提高到道德行为的高度。
    在孔子“仁物”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术”说。所谓“仁”，即指把人的“不忍人之心”推及于禽兽，亦即“恩以及禽兽”。宋代程颐更强调说：“生生谓之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种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5]（卷2上）宋代学者朱震在《汉易传·说卦》中不仅认为人对草木禽兽应当珍悟保护，而且把滥伐树木，滥杀禽兽的行为斥为“不孝”，他说：“万物分天地也，男女分万物也。察乎此，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是故圣人亲其亲而长其长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杀一禽兽，非其时，谓之不孝。”
    正是由于对自然生物系统具有同情心，所以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11]（《梁惠王上》）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鳌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财也。”[8]（《王制》）这些思想尽管是朴素、直观的，但已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不只是一个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道德的参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