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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笔谈)(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学术研究》 李传印 陈得媛 参加讨论

三、重视社会发展的代际平等,强调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性
    从时间层面说,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对待自然资源利用的问题上,坚持代际平等的发展理念,即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后代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遵循当代社会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的发展为代价,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以农业为主要形态的文明,它的发展及其可持续性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关联。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仁民爱物,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既肯定在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又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强调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该进行开发利用。荀子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8](《王制》)显然荀子把山林泽薮等自然资源作为国家财富,是“国家足用,财物不屈”的物质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不管是主张仁民爱物,保护环境,还是反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终极目标还是要让百姓“有余食”、“有余用”和“有余材”,落脚点还是民生,还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礼记·曲礼》认为:“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地有余而不足,君可耻之。”[12](《杂记》)
    但是,利用而不是滥用,这是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基点。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13](《主术训》)认为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适时地开发和利用,反对不合时宜地过度开发,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护山野薮泽是富国富民的保证。《管子·立政》篇中讲到富国立法有五,其中第一条就是“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将山泽防火、草木生殖置于富国之道的首位。《逸周书·文传解》中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管仲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伐必有时。”[14](《八观》)孟子把是否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升到“王道”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鲜明特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对动植物的捕获狩猎砍伐作出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在此过程中又采取了取大留小、用壮护幼的方法,以保证幼小动植物的生长。夏历的春三月和夏三月正是树木生长、鸟兽鱼鳖孕育生长的大好时机,所以古人严禁在这一时期内田猎鸟兽、网捕鱼鳖。《礼记·月令》记述上半年孟春正月到季春六月均有保护林木鸟兽龟鳖等生物资源的禁令。从孟春“禁止伐森,毋覆巢……”,到仲春“毋竭川泽,毋漉陂坡,毋焚山林”,再到季夏“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从《礼记·月令》看,几乎每个月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有明文规定。
    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方面,目前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保护,反对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哪怕是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环境保护成为空谈而失去实际意义。一种是过分强调利用,不重视保护,从而走向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则既肯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又强调这种利用应该适时适度,强调利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基于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既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满足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也为子孙万代留下了可供长期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这正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意识。
    注释:
    ①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两个权威文件,可持续发展应该有三层基本含义:在时间上,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强调当代社会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要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利益;在空间上,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强调同时代人之间应该有公正、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在对自然的认识和资源利用的态度上,社会的发展应该在不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前提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强调人类应该保护生态环境,并与自然和谐共处,反对人类对自然物产的毫无节制的征服、掠夺和挥霍,以免产生灾难性的环境后果,危害人类生存。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应有之义看,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终极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不仅强调可持续性,而且特别强调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 谢光前。论人与可持续发展[J].南昌大学学报,1997,(3)。
    [2] 阮元。十三经注疏·易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M].潘富恩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 焦华。中国古代环境意识与现代伦理环境观念探析[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5,(8)。
    [8]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丁原明。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J].山东社会科学,1999,(2)。
    [10] 杨进通。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J].道德与文明,2000,(1)。
    [11] 阮元。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阮元。十三经注疏。札记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刘安。淮南子[M].何宁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 黎凤翔。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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