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1954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上海生活书店，1948）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一条线索。这些著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1949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史料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则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之，1911-1949年在辛亥革命史学史上是一个奠基的阶段。
    1949年至1978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逐步形成的。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著《辛亥革命》一书，可视为新中国史学界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它与在此前后发表的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一道，标志着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
    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出现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个浪潮。那年，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深刻的论述；黎澍、荣孟源等还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达200余篇之多。
    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来看，当时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到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收入会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著赢得人们的关注。
    60年代前期，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也取得很大进展。全国政协号召高龄委员撰写回忆录，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政协委员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全国政协选编了6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还有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版的回忆录，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回忆录取材多据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少内容为他书所未载。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编《秋瑾集》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上海、江苏等省市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库。
    与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相比，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从而便从根本上与以往的旧史学区别开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的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作为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地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则一般都能透过种族斗争的表象，深入探讨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内容，明确地肯定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当然同时也指出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961年《历史研究》第5期刊载的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一文， 系统地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革命失败的结局等重要问题。尽管其中一些论点（如清初反满斗争是否都是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太平天国反满观念是否单薄？）曾经引起过争论，但这篇文章毕竟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用纵览全局的方法系统分析反满问题，从而使读者开阔了眼界。
    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民党官方学者从未涉及的重要问题，而1949年以后却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60年代初年，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史学界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通过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等许多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并获得不少有益的成果。这个讨论还延伸到对于作为辛亥革命两支动力的会党与新军问题的探索，人们分别就会党的阶级成分和性质以及新军的成分、性质和作用等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并且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相互切磋。这些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会党与新军是否能够和曾经充当资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渠道，而且还在于有些论文进一步剖析了清末社会结构和所谓“新政”的实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