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问题、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志士对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均有深入研究并获致新的进展，此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章开沅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文章中，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辛亥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排满”宣传与社会动员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做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一部分学者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一些的人物以及对立面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的“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对辛亥时期法制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的辛亥革命史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缺乏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对此也未予以足够重视。现在这一学术空白由体例完整、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著《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邱远猷、张希坡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填补了。
    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及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等，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档案资料的方便。还有一类专题资料汇编，如，《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大型的《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有《拒俄运动》、《白朗起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等，这些资料汇编囊括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等等，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效率。辛亥革命人物的文集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有关出版单位在出版这类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文集类出版物除《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宋教仁集》、《秦力山集》、《蔡锷集》、《邹容文集》、《谭人凤集》、《陶成章集》等以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收录了比较次要一些人物的著述。年谱类出版物中，除《孙中山年谱》、《黄兴年谱》外，《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相继问世，为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各地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竞相发掘本地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以及浙江、陕西、广东、云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专辑，各具地方特色，有力地配合了各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几种有关辛亥革命的外国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分别译自外国的外交文书、议会文件与新闻记者的书信、日记和新闻稿，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下面拟介绍一下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相应的学术进展。
    （一）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就中国内地学者而言，虽然在50年代曾有过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注：参见王永康《谈谈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史学月刊》1959年12期。），但不久便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多数研究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然而，在国外和台湾学者中却始终存在着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使这场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论争长期延续下来。
    1979-1980年，刘大年在日本讲学时，重点作了“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报告，他以大量的史实，系统地论证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注：刘大年：《赤门谈史录》，22-121页。）， 对部分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而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 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注：台北《中国时报》1982年4月4 日通讯《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中报道了台湾学者的这些观点。）。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70周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辩论。在会上，大陆学者章开沅对台北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在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方面，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这就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在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方面，他认为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已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而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作为否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注：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