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1977年， 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 》（《历史研究》1977年1 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 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
    随后，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促进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余年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概括而言，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史学界在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后来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也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团体构成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团体在开展学术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结束了从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显示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高水平。80年代有几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问世。他们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由鄂、湘、豫、川、黔、粤等省学者集体撰著的《辛亥革命史》（3卷本，120万字，人民出版社，1980-1981）；金冲及、胡绳武合作撰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150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著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中华书局1981年起陆续出版）等。这些著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均可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精品。此外，研究各地辛亥革命的著作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如：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吴剑杰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王天奖、邓亦兵的《辛亥革命在河南》，冯祖贻、顾大全的《贵州辛亥革命》，杨渭生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魏长洪的《辛亥革命在新疆》，以及湖南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在湖南》等，均对地方的辛亥革命进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中观或微观研究的角度，弥补了以往辛亥革命史研究注意全国较多，地区性研究比较薄弱的不足；而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更是填补空白之作。人物研究的著作比较突出的有张磊的《孙中山论》，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姜义华及唐文权、罗福惠的同名著作《章太炎思想研究》，迟云飞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以及关于邹容、陈天华、秋瑾、蔡锷、黎元洪等人的传记，在研究人物生平和思想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得到恢复。开放心态下的学术交流，既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也使原先的研究因借鉴和争论而得到了深化。海外学者的选题、论证和结论，有不少能激发我们的思考。这时中国内地学者已开始关注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美〕韦慕廷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美〕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等。同时，内地学者走出国门，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中国海峡两岸学者同堂讨论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开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交流之先河。为了回应海外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内地学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这样，不仅把被“十年动乱”耽误的研究工作恢复起来，而且把内地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显学。于是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中国内地各省80余位学者和来自中国港澳地区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40余位学者出席。后来又有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及香港和美、日、韩、德等国家学者参加了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两次会议与1961年第一次会议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大，参加者范围更加广泛，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新进展；而且研讨内容有所拓展和深化，显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做法得以推广，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和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地区学术讨论会，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