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中山的研究在1956年以后曾经形成热潮，探讨的重点显然是在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并且出现了一支略具雏形的研究队伍，比较活跃的不仅有李光灿、陈锡祺这样的老辈学者，而且还有李时岳、李泽厚、张磊等一批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曾经发表过为数较多的论文，其中有些作者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关于民生主义，特别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曾经出现过热烈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否包括节制资本的思想？平均地权纲领是否仅限于城市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否已经产生？对于这个纲领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也是许多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课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但是唯物论因素与唯心论因素两者孰占支配地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以至作为认识论的知行观？在这些方面争论一直持续未断。这些分歧和争论有力地推动着孙中山研究的不断发展，同时也说明人们对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尊重，确实是建立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思想驳杂的章太炎，也受到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并引起热烈的争论，或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或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讨论涉及章太炎的全部言论和实践，涉及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以至宗教思想。侯外庐在196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光明日报》7月31日）一文，把文化战线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 与各种阶级力量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考察，并且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对章太炎等人的无神论思想做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系当时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但对章太炎探讨较多的还是政治方面，对其他一些方面只能算是初步接触或略有涉及。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关于章太炎的争论一直延续下来。研究秋瑾的文章为数之多，仅次于研究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文章。这显然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女革命家中的豪杰，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对秋瑾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存在的争议仅仅是关于她确切的生年。研究者考察较多的人物还有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以及张謇等等，引起争论的问题不仅限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功过，还涉及政治思想和经济背景。也有些研究者把探讨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某一社会集团或政治流派，譬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清末革命派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至国粹主义思潮等等问题。这些集团的研究与单个的研究相辅相成，使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逐渐全面和丰富起来。
    过去国民党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通常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活动和个别先知先觉人物的活动，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一次“全民革命”，而否认资产阶级的整体性作用。1949年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与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力量来进行研究。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条线索的把握，以透视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个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科学的判断。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提交给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通过对湖北地区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以具体史实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中国内地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这表明，通过10 多年的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然，毋庸讳言，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4-225页。）。
    这一阶段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做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裁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