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到了明代嘉靖朝以前，明代的政治格局经历明中叶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定型了。这样的格局也大体上是沿袭了自明初废相到内阁政治定型后政治运行的基本关系，即皇权独尊，“大权一归朝廷”，内阁中的阁臣也多能“同寅协恭”，且与司礼监共理，而天下庶务则由五府、六部等执事衙门分理，间有不合国家法度者，由言路负责监察。这种体制的维系，正是此间内阁票拟制度化以后，明代常设的诸机构间按正常的体制内规制的协作，来完成明代政治的常态运转。这就使得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鲜明且非常稳定。如果在没有其他非常规制度的参与的话，可以推断，明代的政治体制运作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事实上，从嘉靖朝开始，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大大改变了明代政治运作的基本关系，既影响了嘉靖朝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对嘉靖朝以后明代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对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对嘉靖朝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探讨非常制对常制的影响，也有助于对晚明政治发展的认识。
    一、嘉靖朝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
    本来，明代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在明初密疏政治初步制度化以后[1]，就比较广泛地存在于明代的政治运作当中，它作为明代常设政治体制之外的一种非常制却经常发挥着一般的常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随着明代中叶以来君臣的充分使用，尽管在弘治时有名臣刘大夏的反对，但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到嘉靖初年已经相当成熟了，其体制的特征和作用也已十分明显。
    明代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就其本质来说，是密疏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上行官文书存在的，其参与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它影响皇帝的决策来实现的，这也是密疏作为一种非常制参与政治的唯一渠道。说其特殊，是因为密疏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正式的公开的地位，只是上奏密疏者与密疏的呈接者皇帝之间的秘密行为，这是决定密疏是一种非常制的最关键的因素。说其具备体制的特征，则是因为明代的密疏在长期的运作中，其书写、上呈、保密、皇帝的批答等程式，或约定俗成，或有严格的定制，整个过程皆有章可循，和其他常设的制度一样有其运作的规制。其实，密疏作为一种非常制是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但为何它又在明代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呢，这应与明初丞相制被废除后皇权以及中枢政治的变化有关。
    明代废除丞相制以后，原来丞相辅弼皇帝决策的功能上提到了皇权，形成了皇帝在决策上的绝对专制。但这种决策权全部集中于皇权的现实，则对皇帝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起码的要求有两个，即首先是要求皇帝必须勤政，否则就不可能对朝廷内外事无巨细地作出决策；其次是要求皇帝尽可能地作出符合国家法度与事理的决策，这也是对皇帝个人治理能力的要求。而事实上，无论是皇帝的勤政，还是他可能应具备的治理能力，在当时的皇帝体制下并不可能得到绝对的保障，洪武时期的给事中张文辅给太祖所算的账，以及太祖朱元璋的谕答，就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太祖一朝基本上是以朱元璋难以置信的让朝臣无法忍受的勤政结束的，但其间所亲定的诸国事，亦未见得皆为善政。从成祖到宣宗的祖孙三代，基本上能做到勤政、亲政，这时的内阁制已渐成规制，但内阁的职责也没有体现出它可以代替皇权决策。因为“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倚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尽管成祖要求阁臣言事“有难飏言敷奏者”，可以密封进呈，但永乐朝一般的臣僚用密疏奏事的，还不是十分普遍，而仁、宣时给阁臣们赐印许他们密疏言事，仍主要是局限在近侍之阁臣当中(黄佐：《翰林记》卷一六《赐图书》)，少及他人。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是与明代内阁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偶然事件相联系的。也可以说是这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明代政治发展的轨迹。
    宣德十年正月，正值壮年的宣宗病死，时年三十八岁。九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本身就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了。按照此前中枢政治的运转方式，内阁对内外朝章奏提出处理意见交由皇帝决断的程式很显然不能照常执行了，因为九龄幼童根本不可能有决政的能力。但皇太后要避专擅之名，内阁又不能违成制而发出政令，政委内阁则成为必然，这是形式的要求。为此，内阁三杨以“圣体易倦”为名而“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这仍是表面文章，目的是既要在形式上保留皇帝视朝和大臣议政的前朝传统的表象，还使得内阁摆脱专政弄权之嫌。按理说此权宜之制是充满着政治智慧的，也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所允许的。不想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这个定制在正统以后一直为明代诸帝所遵循。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个定制下，皇帝的理政方式除了渐成仪式的常朝外，原先最主要的皇帝亲自批答章奏的理政方式亦徒具形式，而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的代为批红间的合作，以及六科的发抄就成了明代决策的主要方式。在这种体制下，皇帝既可以重振乾坤，亲批阁票而朝纲独断，也可以疏于政事而成为怠政之主。但是，密疏的非常制参与因其保密，转呈渠道独特，无须内阁票拟，皇帝亲自批答而不假他人(宦官)之手，更不用六科的发抄而直接发挥皇帝的亲自独断的作用，因此，密疏的非常制参与就成了皇帝洞察政情，左右朝政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手段了。这也是明代正统朝以后，为何诸帝都十分重视朝臣使用密疏的原因。
    嘉靖初年，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的广泛性是与嘉靖初年特殊的政治环境相关联的。嘉靖朝的政治是以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为开端的，近三年的争考礼过程曲折，其间的是非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世宗即位初，杨廷和内阁对武宗朝十六年甚至更早的弊政的革除，应是杨新都假皇权而实现的，并不是阁权的体现与膨胀，当然相对于小宗刚刚入继而皇权不彰来说，阁权在表面上还是很强大的。而在争考的过程中，内阁及礼部成为争礼的核心力量，举朝应和如一，甚至何孟春、杨慎等人还为此发动伏阙哭诤。至于杨廷和本人更是“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为此，“帝常忽忽有所恨”(《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这种君相关系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整个过程，内阁的表现的确相对强势。不过，经过这个过程的较量，皇权却得巩固和强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大礼议因皇权受到威胁和制约而发起，又以皇权的巩固、强化为结局。”[2]在争大礼中，争议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张璁、桂萼等人明显处于弱势，撇开嘉靖皇帝本人对议礼的态度不说，仅从他们议政的方式看，不能不说这种议政是相当广泛的，而在议礼的两派中，少数派的主张却得到了皇权的绝对支持。可见，广泛议政中的意见与最后影响决策的因素并不一定成正相的关系。这也是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的广泛存在的条件。
    嘉靖初年的争考礼告一段落以后，朝中的政治力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议礼中鼎力支持皇帝的杨一清、张璁等人进入内阁，并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和世宗皇帝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这与“大礼议”时期的君相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世宗皇帝和他们间的政治联系，也一改以前的君臣联系方式，密谕和阁臣的密疏成了君臣政治联系的最主要的手段，且密谕和密疏的内容涉及君臣论政的各方面。给阁臣们赐银印准允他们密疏建言，也基本上是嘉靖朝众多阁臣的无上荣光，在这些被赐印许密疏言事的朝臣中，数其著者，内阁阁臣自杨一清以后共有10人被赐印，此外还有郭勋、仇鸾、邵元节、陶仲文、宦官张佐和麦福等。基于这样的政治联系，嘉靖皇帝和整个内阁通过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一直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关系，从而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