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密疏非常制参与下嘉靖朝政治的异化
    嘉靖朝政治的异化是指嘉靖朝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明代中前期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体现为较为明显的政治特点。它表现为皇帝理政方式和内阁阁权运作方式的转变，以及嘉靖朝宦官政治和六科给事中作用的弱化。而这些异化并非是嘉靖朝政治在常制体制下的正常演进，而是与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有关，是密疏的非常制参与的相关环节及其功用塑造了嘉靖朝政治的特征。
    首先，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影响最为直接且深远的是嘉靖皇帝理政方式的变化。明代皇帝的理政方式自明初始，主要是上朝理政和批答朝章，偶尔佐以召对面议。但召对面议之制自明代成化以后的诸帝遂少有行之，嘉靖初年的杨一清曾言：“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焉。”(《杨一清集》卷六《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其实就算在宪宗以前，明代前期诸帝行召对面议之制的也是少之又少的。上朝理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朝会、视朝或御朝等，是召集朝臣当廷议政，其朝议的意义更为突出，皇帝当廷对朝臣所议之结果予以定夺，以示朝纲宸断，政从君出。但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就是这种朝议之事，无密可保，特别在英宗初年朝廷议政日理八件的权宜之制成为定制以后，皇帝的视朝已逐渐失去议政的特质，而流为具文，甚至因其影响朝臣们处理政事的效率而为人诟病。相反，皇帝如果疏于视朝则会被视为有碍君德的怠政或荒政，明中叶诸帝疏于上朝则最为典型(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嘉靖皇帝承正德以来之弊政乱政，以小宗入继大统，即位之初又在“大礼议”中遇到举朝反对，为其父争礼中又备感委屈以及皇帝权威不立的尴尬，因此，嘉靖皇帝自即位始，就勤于问政视朝，革前朝弊政及继之的诸多革新之政，无不是与朝臣亲议而决断的。嘉靖皇帝的这种勤于上朝理政，既是他除旧立新的政治需要，也是他掌控朝政、建立帝威的需要。对于嘉靖皇帝的勤于视朝理政，杨一清曾言：“今陛下常于味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夏言也说：“皇上励精图治，视朝临政，鲜有暇日。”甚至嘉靖皇帝还对那些应朝而不上朝的大臣多次下诏惩戒(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朝仪》)。直至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之后，嘉靖皇帝居西苑修长生，不再上朝与臣僚议政为止。一说始于嘉靖十七年陶仲文助醮以后。①这相比于明代中前期诸帝的怠政来说，嘉靖皇帝的勤于视朝，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这个转变仍应是在常制体制下对明初诸帝勤于上朝理政的继承，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自嘉靖皇帝醉心于西苑修仙斋醮后，直到他最后死去，却一直是“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虽数十年如一日修玄，不见朝臣，仍能做到“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这样对朝政的专制，绝不是一个怠政之君所能做到的。而事实上嘉靖皇帝疏于视朝以后，他更加注重对阁臣票拟的掌控。时人的一些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范守己说：“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李维桢则说：“(世宗)斋居数十年，图迥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显然，这里世宗对朝政的绝对掌控是通过批答内阁的票拟来实现的。应该说，这仍属于正常的手段，如明初诸帝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且让皇权实现绝对专制的，是日常批答章奏之外的对密疏的使用。
    世宗对密疏的重视，并把它作为最重要的理政方式，主要是因为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十分有利于他对朝政的绝对把握，而不会再现“大礼议”期间的君权式微(尽管“大礼议”是以争礼的形式出现，但实质是皇权不彰)。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的途径是唯一的，即参与皇权的决策。决策权在明代的政治体制中是最核心的部分。而密疏在参与政治中，皇帝对朝臣们所上密疏的处理，既不用内阁的票拟而单独体现出皇权自己的意志，也不用司礼监代为批红而让皇权在某种意义上被表现，更无须六科的发抄而避开六科对皇权可能的约束与监督，真正实现了皇权对朝臣上奏信息的绝对独断。再者，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只有上呈和处理密疏的双方参与其中，这也无形中隐藏了皇帝对日常朝政的关注，表面上表现为皇权好像远离政治，其实是更牢固地把握了朝纲。
    其次，阁权运作方式的改变是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影响下的嘉靖朝政治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明代内阁制定型以后，阁权的运作方式以票拟的方式来表达已成为常态。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内阁政治参与的最核心内容，与内阁一般的政务如扈从、知经筵、修史志、充考官等不相关联，因为这些一般的政务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不表现为阁权的运作。在嘉靖朝以前，内阁的意志更多地是以集体的形式体现的，内阁的票拟也多是集体共议的结果，首辅还没有成为整个内阁意志的代言人而凌驾于内阁之上，因此，从宣德、正统到嘉靖初年，内部团结的内阁是主要的。正如嘉、万时期的王世贞所说：“初在内阁，不以首次轻重，弘、正以后居首者始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五《内阁辅臣年表》)这就使得弘、正前后阁权运作的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即由内阁整体向首辅和群辅以个人形式向皇权单独表白。
    嘉靖初年大礼议以后，赞礼诸臣很快得到世宗皇帝的重用，也开启了入阁者和世宗皇帝政治关系的蜜月期。自杨一清开始的每一个首辅，在当值内阁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和世宗皇帝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这既得益于他们有相互的政治诉求，即首辅们要得到世宗的绝对支持，方能操纵内阁，甚至朝政，而世宗皇帝也要求在赞礼、修玄及其他政治问题上阁臣们给予绝对的支持，也得益于他们维持朝纲正常运转的政治联系。因此，嘉靖朝的内阁，首辅之于次辅或群辅，与世宗皇帝的政治关系是不对等的，特别是在世宗长期于西苑修玄不视朝、不见朝臣之后，首辅与世宗皇帝的单独联系，往往成为内阁运转的主要方式和前提。这种政治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内阁票拟和阁臣们与世宗皇帝的密疏两个管道进行的。
    本来明代内阁在设置之初就已经规定了它“不得专制诸司”，而在“大礼议”中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阁部臣僚，在议礼的态度上几乎是举朝一致，这多少给初入京师的世宗一种印象，即阁权与诸朝臣间好像有某种政治上的联合，即阁权侵部权。大礼议之后的杨一清“颇达国体”，不见专擅，这本应是此后内阁政治发展的常态与趋势。但自张璁赶走了杨一清，以及张璁的干进，为时人特别是翰林院的官员小视，为此，张璁对翰林出身的阁臣及其他朝官多有排斥，遂有“有辅臣择六卿，六卿择庶僚之议”(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六)，至夏言、严嵩时，六卿之权总于内阁，已是时人及后人的共识了。首辅之位的凸显，使得内阁中对首辅之位的争夺，也成为嘉靖朝政治的重要特征。
    那么，把持内阁并俯视阁臣的首辅和次辅与群辅间在票拟或其他政务上有分歧时是如何处理的呢？明太宗时有“内阁言事，有难飏言敷奏者，太宗许密封进呈，谓之密疏”之说(黄佐：《翰林记》卷七《密疏言事》)。经历大礼议之被朝臣对抗而备感孤独的世宗皇帝，更加需要君臣同心，给阁臣赐印许他们密疏建言是一箭双雕的做法，既可以给阁臣赐印许密疏言事，以彰显对朝臣们的信任，又可以通过朝臣们上呈密疏而真实地了解政情，朝臣们也可以通过向皇帝呈密疏而真实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所以，世宗一朝，自杨一清始，除徐阶外，每个首辅都被赐银印许密疏言事，每个首辅都在当政期间广泛地使用密疏，或与世宗议政、或论学、或攻击政敌，其他的阁臣，即便没有被赐印，但他们也可以呈奏密疏，表达他们的政见。此外，世宗皇帝还时常给阁臣或其他亲信大臣以密谕，而应对于世宗皇帝的密谕，接到密谕者又有谁敢将皇帝的密谕公开，或者不以密疏的形式上奏。②为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于首辅来说，他们本可以通过各种正常的途径和世宗皇帝进行沟通，传达政情，如单独的进见、独掌票拟等，那么他们为何还如此看重并广泛使用密疏？这主要是由于密疏在参与皇帝决策的过程中高度保密的特征决定的。这种阁权的表达，在此前和此后的明代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最后，嘉靖朝宦官政治和六科给事中的弱化是密疏政治非常制参与影响的另一个表现。嘉靖朝宦官政治和六科给事中的弱化，并不是一个性质相同的事实，但它们在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下，却都显示出共同的特征。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但并非每个皇帝在位时都存在着为害的宦官政治。太祖、成祖和世宗时期的宦官政治，相对于其他时期，是非常收敛的，可以说没有造成害政的局面，但太祖和成祖均属雄才大略的开基业者，对宦官之害有清楚的认识，特别是自正统以后，明代的宦官政治已是明代政治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了。因此，世宗时期宦官政治的弱化是个非常态。六科的态势也大体如此。六科在明中叶维系朝政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在对从正统到正德间诸帝的一些弊政的纠偏方面还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的。但六科给事中在明代的整个政治体制中，其监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监察系统的日常政务，而与本文相关的，是它们在参与皇帝决策方面的功能。
    明代的宦官政治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宦官为害的原因是有较大差别的。汉唐时期的宦官为祸，基本都是在皇权衰微时通过偶然性的事件获得皇帝的信任而掌控军队，进而左右政局的。而明代的宦官，从来没有可能掌控军队，明初的祖制在体制上也规定了宦官不能干政，这实际上是在体制上关闭了宦官干政的管道。但是，在内阁票拟制定制，以及正统初“日理八事”的权宜之制成为常制后，加上明中叶诸帝普遍地怠政，使得明代皇权决策的正常程序出了问题，即内阁票拟后需要皇帝的批红，而以上诸因素的影响，使得皇权在行使本该由皇帝亲行的批红权，却下放给了司礼监宦官。这本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态，但随着明代政治的演变，此非常态又变成了常态，即司礼监宦官通过代皇帝批红而实现了朝廷决策权中宦官因素的参与。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明初体制的突破。
    如前述，嘉靖朝皇权在理政中已经悄悄地实现了理政方式的转变，亲批朝章和大量密疏的使用，使得嘉靖朝的宦官失去了像此前诸帝时影响决策(在形式上表现为参与决策)的机会。皇帝亲批朝章，而无需宦官代为批红，本身就撇开了宦官在决策方面可能的影响，使得嘉靖朝的宦官政治普遍意义上“失势”。更重要的是，嘉靖皇帝大量依赖于朝臣密疏的使用，而密疏的处理程式更是皇帝亲批，直接发回上密疏者，根本就没有让宦官去插手批红的机会，因此，从参与政治方面来说，宦官基本上也被排除在外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司礼监太监张佐和御马监太监麦福是世宗皇帝的两个亲信，世宗也给他们赐印许密疏言事(《皇明异典述》卷六《赐印记》)。给宦官赐银印许密疏言事，这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他们两人用银印密疏言事很少涉及外朝政治上的事情。张佐主要是在大礼议中替世宗掌揽外朝章奏，并向世宗奏报司礼监的内部管理问题，麦福所及之事也都是如何管理御马监等(《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嘉靖十四年十二月己亥)。另一方面，司礼监因不能代世宗批红，也失去和主掌票拟的内阁合作的机会，更没有和首辅结成政治盟友进而干政。因此说，嘉靖朝的宦官政治是弱化的。
    至于六科给事中的弱化，也是与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有关。相比于嘉靖朝之前与之后的其他时期，嘉靖朝的六科是相对沉寂的。除了嘉靖朝阁权的膨胀抑制了六科的原因外，世宗皇帝与内阁首辅关系的密切，以及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转向亲批朝章和密疏的大量采用，都共同促成了六科给事中在影响决策方面作用的弱化，因为密疏在皇帝跟前处理完毕后直接发回上呈者，根本避开了六科像发抄即其他经过批红的朝章那样的发抄环节，整个过程完全避开了六科最后的监督环节。六科不参与密疏的发抄环节，也就失去了在参与决策方面对可能有违法度的决策给予最后防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