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密疏政治对晚明政治变动的影响
    嘉靖一朝45年的政治发展，在明代历史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它上承明代中前期，下启晚明社会。但这种承接貌似平静而好像表现为合情合理，其实是充满着诸多的变数，有的甚至给时人和后人造成很大的迷惑与误读，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对明代前期政治传统的变革，还包含着某种体制的变革，这除了与嘉靖初年特殊的政治氛围以及世宗皇帝个人的为政作风有关，嘉靖朝密疏的广泛使用，其非常制参与的政治特征对嘉靖朝政治特点的形成，也影响深刻。
    首先，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多为时人及后人所误解。明代中叶诸帝怠政、厌政甚至荒政是时人和后人普遍的认识，武宗和世宗尤甚。虽然这个认识基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大多是中肯的，但事实上对于世宗来说则并非如此。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从初政时的勤于视朝，到转而重于批答朝臣章奏，到最后独重密疏，在形式上是越来越怠政，实际上，他对朝纲的掌控与操纵却是越来越强，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让他完全自如地操控着朝廷上下。对于世宗皇帝来说，他处理内阁的票拟是体制内的权力行使，而对密疏的依赖则是让非体制的因素参与体制内的权力运作。这种一明一暗的权力运转，让不知有密疏政治存在的人们只看到世宗的不视朝，或只知世宗皇帝还掌控着对朝臣章奏的批答，而不了解世宗皇帝是真正的皇权专断者，是一个实在的勤政者。从皇权的效力上看，世宗皇帝和太祖朱元璋也有一比。
    其次，世宗与朝中本来参与决策的各种势力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在常制下，明代参与决策的势力有内阁的票拟、皇权的决断，和六科通过发抄而行使对决策结果的最后纠审与监督，而皇权在不能有效行使批答的情况下，司礼监宦官通过代行批红权也参与其中了。在常制下，对一般朝章的处理，还离不开内阁的票拟，因此皇帝和主掌票拟的首辅的关系存在着一种依存，基于这种政治关联，世宗和诸首辅间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非常密切的。那么在密疏政治的非常制下，世宗可以完全撇开内阁、司礼监和六科的参与，这又使得世宗和他们没有了政治上的依存。这就是为何世宗皇帝和首辅关系密切，而和宦官及六科相对疏远的原因，在嘉靖朝的政治中表现为首辅的倾轧和内阁的强势，与宦官和六科弱化并存的局面。
    最后，嘉靖朝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密疏的广泛使用是以皇帝的重视与勤于批答相联系的，而且它和对一般朝章的使用，即重视对内阁票拟的使用，是成反相的关系，但它们在皇帝的决策中一般不会产生排异的现象，也就是说，常制和非常制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中，是可以调和的。后世嗣君对密疏的重视与采用都不及世宗皇帝，因此，穆宗、神宗、熹宗时，政治体制又回到了嘉靖以前的格局：皇帝疏于问政，而寄托于内阁与司礼监的协作以及六科的发抄、参驳。皇权对朝廷的控制与影响力在下降，除了张居正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外，其他时期的内阁与司礼监的协作关系，变成了他们间势力的博弈，或阁强监弱，或监强阁弱，而六科也通过控制章奏的最后发抄权而再次独立出来，晚明政局动荡与混乱也就不可避免了。
    注释：
    ①《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丙戌。是日条记陶仲文死，其中有“自戊戌以后，上不复视朝，辅弼大臣皆希得进见。”戊戌为嘉靖十七年。
    ②在嘉靖朝诸阁臣的文集中，都收录大量的世宗的密谕与他们密疏的答对往来，如《杨一清集》、《世经堂集》中收录有《密谕录》，《张璁集》、《夏桂洲文集》中的不少奏稿也是对世宗密谕的应答。此外，像张璁、严嵩还分别有《奏对稿》和《嘉靖奏对稿》等，也大多属于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