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在出版的学术刊物与理论方法著述以及网站中对口述历史录影问题的探讨也日渐增多，除实践操作方法之外，还提出了视频（影像）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和诠释口述历史多元价值与意义的许多理论性思考。（24）甚至有学者提出今天的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正处于一个日益为数字视频所主导的文化与技术背景当中。基于此，这位学者认为口述历史应当相当自然地成为视频历史，而口述历史学家至少可能需要考虑配置视频技术，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屏幕和视频时代的关注需求，同时也是为后代记录尽可能多维度的人类（受访者）经历。（25）
    最能反映美国口述历史数字化记录发展水平的则是网络应用程序（APP）的开发与应用，其中最具前沿性的探索则是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StoryCorps）于2015年3月发布的免费应用程序“StoryCorps”（同时设有同名网站），其宗旨是希望它们能够成为聆听、连接与分享人类经历故事的全球平台，进而打造人类智慧档案馆。该程序试图真正实现“自己动手做口述历史”，简单而言，用户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下载该免费程序之后，便可以分步实现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期准备（问题设置与受访者选择）、正式记录、初步编辑与管理以及保存、在线发布与分享等完整程序。（2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手段进行跨越地理障碍的“跨空间访谈”。这不仅严重挑战传统的“面对面访谈”（face-to-face interview）模式，同时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问题都将产生重大冲击。
    综上所述，记录技术从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变为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提供了携带便利、操作容易、价格实惠以及品质优良的数字记录设备的多样选择，它们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具多元信息（文字、声音与影像）的口述历史记录，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不同实践者参与到这场“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学术与社会运动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记录技术为实现口述历史的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27），部分实现了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Carl L.Becker）在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28）这一崇高目标。当然，从技术角度而言，口述历史数字化记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为后续的数字化管理与数字化传播（应用）提供了诸多便利。
    二、数字化管理
    美国口述史学界习惯于用管理（curation）这个术语来指代所收集的口述历史资料的后续处理、维护与保管工作。在南希·麦凯（Nancy MacKay）看来，管理是指历史记录的长期维护与管理，目的是为确保它们在当前和未来的最大程度的访问。（29）而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管理者的任务与职责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简言之，所谓数字化管理（digital curation）就是指数字资产的选择、保存、维护、收集与保管。（30）而英国数字化管理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进一步阐释这个概念，将其定义为“为了当前和未来的使用而对可信的数字化研究资料库（a trusted body of digital research data）进行维护和增值；它包含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期间对资料的积极管理”（31）。上述概念对于理解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至少强调了管理在口述历史整个环节当中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充分发挥口述历史资料的未来应用价值更是如此。
    综观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口述历史记录的兴趣与热情远远超过口述历史资料管理工作。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以人工处理为主的口述历史管理模式给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不足的口述历史计划带来诸多困难，而且无法满足不同使用者对以多元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以口述历史转录为例，它是一项需要专业技巧、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的复杂工作。事实上，即使对于一些大型口述历史机构来说，高昂的费用支出也让它们无法转录所有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以肯塔基大学图书馆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Louie B.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为例，据该中心主任道格拉斯·博伊德坦言，即使能够获得适当经费资助，也永远不可能转录所有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据他估计，该中心还有数以千计的访谈资料尚未转录，如果要对它们进行转录和整理则至少需要数百万美元，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32）而且，转录尽管被认为是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其局限与弊端也日益显现。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口述历史转录会造成许多内在意义的扁平化，尤其是散失了口述历史自身所具有的口述性与视觉性特征。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指出：“口述历史令人费解的秘密是没有人花费很多时间倾听或观看记录和收集的访谈记录……每个人都承认口述历史的核心的音频与视频维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个更为浅显的道理是，在话语之外还存在意义世界，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没有人可以假设抄本相对于声音本身来说是一种对于访谈的更好再现。意义是依赖于背景和环境、姿态、语调、身体语言、停顿、表演技巧与运动的，并且需要通过它们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被局限于文本和转录的某种程度中，我们将永远找不到诸如此类的瞬间和意义，我们也将更少有机会研究、反思、学习和分享它们。”（33）
    同口述历史转录一样，传统的编目（cataloging）与索引（indexing）方法不仅主要依赖于人工操作（34），而且其实际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就编目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美国大部分口述历史机构对口述历史资料的编目处理主要是基于口述历史收藏层次的信息描述，即使那些针对个别口述历史访谈层次的信息描述也过于简单，除了提供基本的受访者、访谈者、访谈时间、访谈时长、访谈地点、访谈主题、访谈设限条件以及保存与访问方式等简略信息之外，很难让使用者真正了解口述历史访谈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索引信息的制作主要是基于访谈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地点、机构、事件与主题等基本信息，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历史抄本，也就是说很少对口述历史访谈的音视频记录进行有效的索引编制。（35）上述编目与索引方法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使用者对口述历史资料了解的深度与有效检索，进而直接影响了口述历史资源的使用价值。
    正因为如此，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一直在寻找和探索改善口述历史管理水平和提高口述历史资料访问率和使用率的替代性选择。比如，在改善转录技术方面，除了利用转录器、文字处理机、电脑以及文字处理软件等辅助工具之外，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最为期待的选择是利用自动语音识别技术与转录软件来代替人工转录。不过，真正产生影响的则是以数字化馆藏（内容）管理系统（digital collection/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元数据（metadata）、数字化编目与索引以及数字化检索与保存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编目、索引、检索、访问与保存方式，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用价值。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文本、音频、视频、图像资料以及相关的元数据信息，其主要特征是能够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这些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料的一体化编目、索引、检索与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