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矛盾的陈述中判断是非
    历史是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对历史现象进行“是非”判断时，要细致考察其矛盾的环境与矛盾的构成。
    矛盾无所不在，相互交错，人们归纳矛盾所使用的概念可能很不一样，历史事实就被装入不同的概念之中，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景象就可能很不一样。
    马克思主义用于表达矛盾的概念与其他学说在观念体系上有很大的不同，对矛盾的把握与分析也有很大的差别。迄今为止，从总体上说，我认为马克思用以表述历史诸种矛盾的概念更为准确和科学，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等等，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进行修正、补充，但大的框架是很难超越的。这个问题另论。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两者的相互转化和矛盾的交织等。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论说的“圣人执要”，就是说能分辨出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其他学说可能完全不讲这一套，这不仅在叙事方式上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对历史事实的认定也会发生很大的分歧，甚至全盘皆异或颠倒。比如关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有人承认这个命题，有人可能就不承认这个命题或另用其他概念表述，这会产生历史认识的极大分歧。
    这里只说用主要矛盾分析历史一派。在承认有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又有不同的认识。主要矛盾是什么？相当长的时期，就封建社会（姑且用之）而言，都认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是主要矛盾，近来一些学者提出主要矛盾是官（帝王与掌权的官僚集团）民（除农民之外还包括部分无权的地主和不同的权力集团等）之间的矛盾。后者则更看重权力的作用，认为君主专制权力掌控、支配社会，而控制社会的主要阶层--官僚地主也是由君主权力派生出来的，是权力再分配的产物。从皇权为中心点出发，有人提出了“皇权社会”“帝制时代”“帝国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等，用以取代“封建社会”之命名。对君主权力的作用也有不同认识，一种看法，强调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另一种看法更强调它是中间性的调和与平衡力量。上述诸种看法都承认有社会主要矛盾，但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此而来的历史认识就会有很明显的差别。这对如何确定“是非”的判定都有直接的影响。
    国家代表谁？长时间以来都说国家是地主阶级的集中代表，应该说这个认识大体是能成立的，但从“王权支配社会”“皇权社会”等观点看，仍需细致分解。当时的“国家”不是独立的概念和相应的实体，国家是帝王的附属物，“提三尺剑，化家为国”，天下为帝王的“产业”，有了最高权力就能“化国为家”。所以“国家”和“帝王”是同一体和同指，“国家”常常是“帝王”的别称。因此爱国与尊君是二一、一二关系。王权（或皇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与其泛泛说它代表地主阶级，不如说代表的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即王-贵族-官僚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之外的地主，帝王体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代表他们、维护适于他们的社会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则又常常是帝王集团打击的对象，有时甚至是主要打击目标。历史上的所谓“公家”与“私家”之争，打击豪强、豪族，大抵就是指帝王集团与豪族势力的争斗。其间权力和利益之争常常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会引发社会关系某些部分的再组合。
    涉及近代以来的社会，有关阶级之间“对子”的看法差异更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没有“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现在“中产阶级”被多数人认定。插入一个中产阶级，一系列社会关系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动和重组。
    又如，关于富农问题，把它视为地主的一伙呢，还是农民中的一员呢？是生产力中的积极成分还是阻碍成分？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把“地富”连为一体，划入消灭的对象。最近有学者提出，富农的多数是近代以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民的一部分⑨。由此不难推论出，消灭富农显然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打击与破坏。
    由此可见，准确地认识“对子”，对“是非”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判定“对子”是否准确，要从历史的长河中来把握，要有足够的材料做支撑。
    这里说几句思想观念中的命题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思想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阴阳组合结构”，所有思想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没有逻辑的原点。有些人把儒学说成是“爱人”，是“善”，是“和”，是“刚健自强”，是“民本”，这些作为因素无疑是有的，但视为整体观念就曲解了儒家。比如“民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元命题，它与“君本”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从属于“君本”的。“和”与“分”“别”是相辅相成的，“分”“别”是讲等级贵贱，是“和”的主导。从学理上说，不能只引几句至理名言就说成是他们的思想体系。
    解析矛盾也是一种认识，但它首先是事实判断。如果不分析矛盾而说是非，就会出现无逻辑的混乱。当然对矛盾问题也可以进行争论，那就看谁的资料更充分、全面，资料充分、全面者更接近历史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