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实践检验说“是非”认识
    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判断历史认识中的“是非”有否意义？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实践史，但历史的实践是不能重复的，除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的实践有个人体验外，此前的实践与在世的人均有时间差。有人说，先人的实践，也可以看成我们自己的实践。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历史上人们的实践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实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会有相当的差别。如果把先人的实践看成我们的实践，不是把先人现代化，就是要我们回到先人那里去。即使自称是先人实践的继承者，但实践主体与环境改变了，也难把前后实践视为一体。
    历史上的实践如何检验“是非”呢？这就要看实践的社会效果，对此人们的看法又会发生异议，但有一点不应有歧义，即社会在各方面是否有所进步、发展，社会文明是否有所提高。
    人类的实践经历了极其复杂曲折的过程，今后依然如是。人们的实践多种多样，大体说：
    一类实践是日用性实践，其主要作用是繁衍生息，延续种族生命，传承和积累经验，渐进性地发明创造，为发展提供基础和台阶，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它多少具有简单的重复性。即使是这类具有原地踏步性的实践，蕴含的生机也是不能忽视的，它是检验诸多“是非”的基础性的标准。
    诸多发明、创造、改革等对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带来明显效益的实践，无疑更值得称赞。
    还有一类是丛林法则支配的种种活动，在没有制定出现代规范之前，例如民族间的争斗，统治集团内部的军阀争夺，甚至国家之间的争斗等等，要对争斗的双方或多方判定是非是很难的，正像孟子说的“春秋无义战”，只能按丛林法则去看待。“丛林”之争的事不可小觑，充斥了历史的空间，这些争斗很难说清“是非”，但在这些角斗中有数不清的聪慧、才智、计谋，可引以为鉴。但总体上只能从丛林法则上进行评说。
    再一类是纯属造孽行为，如许多帝王、官宦、豪家的挥霍浪费、暴虐等等，对社会的破坏几乎到毁灭的程度，是历史进化的最大障碍之一。
    再一类是破坏性与创造性混合，例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就事情本身而论，是很有意义的大杰作，很值得称道，然而由于超越了当时的民力，造成社会的极大灾难，事情就走到了反面，“是非”交错，当时“非”大于“是”，其后的作用另说。对类似的诸多历史活动需要用解剖刀细心分解其“是非”。
    黑格尔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一种解释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意味着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具有合理性、都是无可非议的，在我看来，未必如此。历史上偶然性的东西和现象很多，其中有许多没有什么合理性，更不是都无可非议。比如以女人裹小脚为例，流布整个社会，有上千年的历史，直到辛亥革命后强令禁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论及裹脚的事，一位男士说，裹脚是当时的流俗，含有审美意义，如果我生在当时，我也会让我的女儿裹脚，不然她就很难嫁出去。此论一出，当即遭到在座女士的反击。裹脚不是小问题，而关系着人口的一半的命运和灾难，怎么能给予历史的肯定？两种看法各不相让。从实践标准看，我是支持女士们的看法的。历史上还有许多恶俗，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不能以实践过、被普遍认定就肯定其属于“是”和当然。
    胜利者也未必属于实践证明的“是”，历史上落后打败先进者的实例很多就是明证。常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这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准则。
    乌托邦的理想有时也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付诸实践，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它终究难持续，一时的实践不能作为其“是”的理由。遏制个人创造性的高度的、全面的公有制和集中的计划经济，能有一时之效，从历史进程看，不利于社会持续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因此难于持久，需要改革。
    靠权力强制推行某种理想和乌托邦，有违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多半要归于失败。但理想、乌托邦的批判意义还是有某种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不能全否定。因它揭露了社会的弊病，给理性思维提供了资鉴。
    实践检验既有当下性，又有长时段性。客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有一个过程，它的本质的暴露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必然要经历由片面到全面逐步深入的过程，要进行总体考察以断定“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