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环节性的“是非”认识
    历史的连续性是由很多环节组成的，每个环节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有些环节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应给予相对独立的历史地位，进行相对独立的评说，需要一事一议。过了这个环节，某些人的作用都可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甚至大相径庭，应该另议。比如在清与民国转变之际，有三位代表人物就应分别给予相应的评价。孙中山是一方，隆裕太后是一方，袁世凯是一方。如果没有三方的博弈和妥协，清帝能否和平退位？革命方能否取胜？都难说是必定的，但有了袁世凯扮演了“平衡”角色，清帝和平退位了，革命方名义上胜利了，袁世凯获得了首任正式大总统的职位，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在以往的评价中，总是说革命派软弱，袁世凯是篡权的阴谋家，隆裕太后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历史书常常简略不顾。平心而论，这是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转折，首功无疑是革命方，但没有袁世凯的周旋和隆裕太后妥协，历史会如何？后人的种种假定是不宜的。各方的动机处于次要地位，历史效果是第一位的。
    环节问题，就是主要矛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问题。只要有利于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就应予以适当的肯定。比如杨度是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的吹鼓手，但后来却加入了共产党。即使对林彪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应在不同环节进行不同评价。过去常用“晚节不终”否定既往全部历史，这是历史认识的简单化。所以一事一议，一事一“是非”，既可避免以偏概全，又可避免认识的僵化。无论就人和事，很少有“一以贯之”的，特别是一以贯之的“正确”，压根就不存在，非要说一贯正确，只有自吹和造假，而一旦被揭穿，只能贻笑于后人。
    七 历史认识的“是非”随历史的变更而不断调整
    随着历史的变化、进步，人们对历史上的“是”与“非”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进行调整，甚至进行局部或全部的翻案。过去常说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一种“是非”观大变的典型表述；一些人颠倒过来了，但另一些人又颠倒过去；或另辟蹊径，进行另一种“是非”判断。有人提出“我们的历史观”如何如何，摆出独尊架势，这恐怕很难。既然有“我们的”，自然也就有“你们的”和“他们的”。其实细化，还可把“们”去掉，“我”“你”“他”各有自己的历史观。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孔子而言，历史上就有不同的认识，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被尊为“至圣先师”“文宣王”（有时“王”被拿掉），如神一样供于文庙，定于一尊，由此贯彻、普及于整个社会。不可忽视的是，历来也有不同的反叛和反对者。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打破孔家店”风靡一时，把孔圣人移到人间，过激者把他踏在脚下。“文革”期间，不知何因孔子进一步倒霉，被视为千古罪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不知何因，又热得红而发紫，有人倡言要使儒学上升为世界的“领导力”，孔子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更甚者言“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华民族”，于是在孔子神位前纷纷下跪致拜，成为时尚。在这种颠来倒去的变动中，当然都有另一种声音。由此可知，历史观是动荡不定的。由是我提出了“史家面前无定论”的看法。
    历史事实是确定的，认识历史的人的历史观是多元并存的。历史观的多元是无可奈何的必然现象。其实多元历史观的并存及其综合，才能更全面地揭示历史的全貌。“我们”“你们”“他们”以及“我”“你”“他”可能只注意自己的有关方面，只有各方面的综合才能更全面。
    还有，历史的许多问题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显示其意义。诸多历史现象的意义似乎在当时和部分人中被定格了，但历史是不客气的，在其后恰恰对某些东西的认识进行了相反或重大更正。历史的血脉总是或多或少连接着当下，对新问题的认识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再认识。甚至一个视角的改变就会引起对历史的再认识，比如从一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一国，就会有很大的认识差别。
    认识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多元化中肯定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有个大益处，即提供了认识的参照系，开阔了视野，便于比较和选择。因此对多元性是不能拒绝的，如果强行一元化，势必引起封闭、虚伪、假话、僵化。强行认识一统，另外的认识必定潜行，引发众人的逆反心理，这是很可悲的！因此，为了“我们的历史观”能健康地传布，就应允许“我们”之外的历史观有存在的空间，不要回避，要敢于面对，敢于摆事实。千万不能搞“我们的历史观”的专政。因为历史观和“是非”观属于认识自主问题，不应在“专政”范围；要靠证据说话，不能靠权力制裁。权力有可能把历史“是非”认识定于一统、一尊，但最终的效果多半不佳，不可不慎！
    ①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304页。
    ②刘泽华、叶振华：《历史研究中的考实性认识》，《文史哲》1989年第1期，第67～75页。
    ③赵纪彬：《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④李梦生：《左传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432页。
    ⑤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
    ⑥这几条材料转引自张邦炜先生《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见《西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第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527页。
    ⑨王先明：《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58～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