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关系
    两位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在于他们对19世纪中国导致外敌入侵的原因的理解。一般而言，蒋强调国内因素，特别是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中国传统制度的问题，而范则关注外来的因素，或者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丑恶本性。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关系的分析中，蒋强调朝贡制度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是不相容的。（蒋廷黻，1934：202；1939：6-11）蒋解释道，正是中国固守“过时的”种族观念和不愿意平等对待欧洲人，才迫使英国对“天朝”发动战争。（蒋廷黻，1939：6-11）通过研究英国派往清朝的使团屡屡有辱使命以及英国商人在实行垄断性的行商制度的广州遭遇到的挫败和无助这些情况，蒋断定，（达成）“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与中国]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蒋廷黻，1934：203）
    范文澜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鸦片战争。与蒋廷黻集中注意中国传统外交政策和贸易制度的不合理不同的是，范强调的是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走私鸦片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性质。他特别强调英国鸦片走私者与中国官员的“勾结”，而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冲突。根据范的分析，清朝官员，特别是像满洲贵族穆彰阿（1782-1856）长期以非法的鸦片交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因为正是它的非法性为他们提供了牟利的机会，也反对严格禁止鸦片贸易，那样就会完全消除那种（牟利的）机会。因此，满族统治者和英国商人在维持鸦片贸易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范文澜，1949：14）。范还认为，普通中国人民遭受到了鸦片走私所带来的痛苦，因为鸦片走私导致了白银的外流，中国市场上出现了白银的紧缺，从而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以及普通民众的贫困。（Fan，1949：5-14）把英国商人和清政府官员当做鸦片贸易的受益者而民众当做受害者，这种描述极为契合于革命话语，以及革命话语的这一假设，即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蒋和范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源和性质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他们对于事件中主要人物的不同评价。由于谴责英国的鸦片走私及其对中国的军事入侵，范赞扬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销毁和没收鸦片的英雄气概以及反抗英国侵略者的决心。在范看来，林“值得被中国人民纪念和尊敬”，因为他“懂得抵抗侵略者必需依靠民众这一真理”，以及“不畏任何困难，富于坚决顽强的精神”。（范文澜，1949：34）通过称赞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p.15）和他所处时代的“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p.29），范文澜驳斥了蒋廷黻对林的责难。对于蒋来说，林则徐在中国禁烟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因为几乎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完成那个任务是困难的，是行不通的。蒋断言，林则徐和其他人一起提出禁烟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反对鸦片的皇帝和为了沽名钓誉而“唱高调”。这种“不诚实”在像林这样的传统学者型官员（Scholar-officier）中是很普遍的。（蒋廷黻，1939：14）蒋继续写道，正是为了沽名钓誉，林决意与英国一战。林的不诚实还表现在他不愿意告诉人们中英之间军事力量悬殊的真相。尽管通过从外文来源积极收集到的信息，林了解了英国军队的真正实力，
    他不会公开提出改革建议；他会让塑造公众舆论的学者型官员沉睡不醒；他让他的国家一天天羸弱下去，不会放弃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与同时期的人争论。林无疑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好产物。他认为他的名声比国家事务还要重要。（蒋廷黻，1939：23）
    针对蒋对林的中伤，范直言不讳地予以回击。
    [鸦片战争]一百年后，反动派[指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仍然依附在穆彰阿的投降主义阵线上，无耻地混淆对错，把投降派当做爱国主义者来表扬……诽谤林则徐是“不愿意为了与同时代人的斗争而放弃自己的名誉”的伪君子。（范文澜，1949：32）
    起义与革命
    由于把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范比蒋更为关注起义和革命。后者在讨论鸦片战争时，极少提到民众对外国入侵者的抵抗。蒋把广州的民众描述为愚昧和麻木不仁的看客，他们甚至在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帮助掠夺成性的侵略者把银锭从省的金库往英国人的船上搬。（蒋廷黻，1939：33）对比鲜明的是，范在谈鸦片战争那一章之后增加了单独的一章，题为：“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军队的英勇斗争。他把1841年发生在广州郊区的“平英团”运动描述为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开端。在他看来，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与一般民众的冲突，一点都不比中外力量之间的冲突次要。因此，这一章的后半部分的标题是“反满武装斗争”。根据他的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短短的9年间，发生了110场暴动和起义，其高潮就是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范文澜，1949：81）
    这两位历史学家在太平天国起义上的分歧同样引人注目。蒋认为它与帝国过去的其他起义没有两样，都是中国朝代之“循环套”（或费正清后来说的“朝代循环”）所带来的结果。他否定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真的想通过社会革命促进男女之间的平等或者平等地分配土地，因为他自己以及高层官员和军队指挥官都有很多妃子，并且洪秀全也从来没有将其均分地产的制度付诸实施。蒋由此断定，太平天国起义，作为一个“旧式的民间运动”，不能够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使命，这是近代中国所有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压倒性的任务。（蒋廷黻1934：49-52）
    与蒋对洪秀全的否定不同，范高度评价洪秀全关于社会关系、财富分配、种族关系以及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洪关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论著中。在范看来，洪所崇拜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上帝”，或者说是“革命的上帝”。（范文澜1949：119）洪的宗教教导“其中包含着的民主内容”，既反映了他自己“主观上有共产主义的空想”，“客观上”也“正是资本主义要求发展的反映”。（范文澜1949：118-119）因此，范称赞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它完全不同于过去无数的“旧式农民起义”。（p.159）
    不像太平天国起义被他界定为“反对满族封建压迫”的革命，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在范文澜看来，代表着“中国人民自发地反帝斗争”。在此，我们再次发现范和蒋之间的尖锐分歧。后者把义和团起义描述为“反西化和反现代化”，是“注定要失败的”。（蒋廷黻，1939：108-9）蒋强烈谴责支持义和团的清政府保守派。蒋写道，像其前辈一样，慈禧和她在朝廷的支持者只考虑到“民心”和“民气”可用于对付外国入侵；“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p.104）然而，义和团“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p.104）。他们对于外国传教士、本地皈依者的憎恶及其对迷信的无知狂热，只不过使他们成为被保守派所操控的受害者。
    范文澜承认，义和团起义的确是“落后的宗教迷信”的产物（范文澜，1949：336），他也指责义和团不加区分地攻击外国人和他们的物品是“愚昧甚至反动的”（p.364），但他认为这些批评不应只是指向义和团，因为他们长期受迷信以及满族政府的“愚民”政策的影响。鉴于此，义和团只能“由这种落后形式表现他们的义愤”。（p.336）因此，“把义和团描写成“暴徒乱民”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殖民地奴仆们的有意诬蔑。”（p.364）范赞扬义和团所取得的成就。他断言，正是他们在战场上无畏的反抗和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才使得帝国主义者放弃“瓜分”中国的企图。（p.414）在此，范再次表明了他与蒋的不同观点，后者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它以史无前例的战争赔款和丧失更多的主权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