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改革者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在两个重要方面与革命叙事的前提相抵触。第一，改革者总是社会精英，他们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在革命叙事中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出现的普通民众。第二，改革者所追求的经济或政治方案，是限定在现政府的框架内行动和从西方拿来的。因此，改革的方案，不是推翻现政府和消除外国对中国的控制，而是有效地维持并改善现政府，并加强它同外国势力的联系。可想而知，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对近代中国的改革和改革者的角色的解释有着巨大的分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对于自强运动的相互冲突的描述。
    蒋把1860年代到1890年代的自强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蒋称，通过创建一支现代军队，这场运动的目标首要在于防御外国的入侵，特别是不断加强的来自快速现代化的日本的威胁。蒋称赞李鸿章（1823-1901）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称其为“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他宣称李于1864年给恭亲王的信值得“再三诵读”，因为正是在这封信里李认识到了现代化是中国生存下去的出路，也提出了改革古老的科举制度以招募有才能的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学生。（蒋廷黻，1939：58-59）但是，蒋马上又讲到自强运动“不彻底”。首先，运动的倡导者都是接受“旧式教育”的，他们不能理解西方；因此，尽管他们羡慕西方机器和科学的优越性，但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更优。然而，蒋接着说，正是中国过时了的政府制度，中央财政的短缺，缺乏预算和审计制度，缺乏现代文官制度，充分解释了为何李创建海军和培养一支忠诚的职业军官队伍最终归于失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蒋论道，保守的绅士和陷入迷信的普通民众，他们仍然主导着中国社会，不会允许自强运动的倡导者进一步推进西化。蒋因此认定自强运动没能完成“救国救民族”的使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蒋廷黻，1939：62）
    范文澜对于自强运动的观点全然是消极的。他认为这场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的产物。它发生在外国势力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并把中国转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已经被外国侵略者从旧式地主改造成新式地主”，他们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外国势力“最顺从的代理人”，因为他们执行了非抵抗的政策，并强调忠诚地信奉中国与西方势力所签订的屈辱条约。（范文澜1949：218-21）因此，这场运动的真正的目标，不是中国的“自强”，而是运动倡导者的对立集团的“自强”。
    不像蒋那样赞扬李鸿章，范谴责他是一个“一贯的投降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李视其为个人私产）经常避免与外国侵略者的直接冲突。（范文澜，1949：232，267-68）李还因通过“官督商办”的方式建立起一些现代工业和交通业而闻名。然而，范写道，那些方式只允许“封建势力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投资这些企业的商人难以应付控制该项目的那些腐败和挥霍成性的官员。（p.226）范认为，这种“自强”只会导致“人民愈贫，国家愈弱”，因此，“把洋务派创办新工业，看作中国富强的基础，那是完全错误的。”（p.250）
    范的革命叙事与蒋的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明显。蒋视现代化和西方化为近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向，同时把中国与西方势力的冲突主要归结为内在的因素，特别是中国“中世纪式的”政治和外交制度与“国际通则”之间的不一致；范则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革命和起义，并在对它们的解释中突出外在的因素，即中国人民遭受的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侵略。蒋赞成所有致力于经济或者政治现代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其失败归于内在的因素--保守派的抵制，而范则谴责这些改革为反动的并且只是有利于统治阶级。范强调的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暴力斗争，称赞其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最后，蒋赞扬有改革思想的精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核心地位，把人民大众贬为无知的、保守的、破坏性力量，范则责难自强派精英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只不过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同时赞美人民大众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脊梁。
    “学术必须服务于政治”
    蒋与范之间在中国近代史问题上的争论，应该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相争这一背景中来理解。在1936年12月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形成之后，国共发现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日本占领了中国中部、放慢其军事行动的时候更为突出，因为蒋介石在此时能够把注意力从抗日转向抑制快速增长的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损失，共产党在此时的抗日战争中则注重发动游击战，而不是常规的正面遭遇战。随着与国民党的关系日益紧张，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其高潮，共产党公开谴责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和对共产党的敌对态度。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之间对于国内政治的主流观点并不完全有利于共产党。蒋廷黻和陈恭禄，这两位中华民国的历史学家，甚至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已公开对蒋介石和他的绥靖政策表示同情。这次事变导致日本在1931年控制满洲。基于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解，这两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和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必须避免与日本在军事上孤注一掷。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应该优先处理经济重建和政治统一。而共产党则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同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廷黻，1933a，1933b；陈恭禄，1935：794，802）
    因此，毛泽东需要自己的历史学家来为他说话和抵消蒋廷黻和陈恭禄的影响。在任命范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之后，毛泽东立即给他指派了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从1940年8月到1941年底，范致力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头两卷。④1943年5月，他开始撰写该书的第三卷，该卷包含了近代部分。到1945年底，他完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的写作，这一部分出版于1946年，并被重新命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
    范文澜的书让毛泽东很满意。范的目的之一就是描述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中“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把蒋介石的绥靖政策和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联系起来。他写道，这些投降派在统治阶级中占据首要的位置，他们和外国侵略者在镇压革命运动中享有共同的利益。
    伴着外国侵略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卖国事业也逐步发达；从穆彰阿开始，继承人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以及现在的中国反动集团的领袖[即蒋介石]，百年来一脉相传，逼迫着中国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范文澜，1949：14）
    范进一步指出，投降派只是关注维持他们的统治以及通过牺牲人民来使自己获益。他们固守于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阻止生产力进步、依附外国侵略者、引导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路线”。范称，“这一路线直到今天……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p.65）范的运用历史去攻击蒋介石的目的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与政治是不可分的。这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是真理。因此，“蒋廷黻等人曾写《中国近代史》，把政治与学术结合了，可是对他们说来，结果坏得很，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告诫说，“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范文澜，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