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地是，我们注意到，范文澜关于近代中国的经过修订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接近或等同于李鼎声和张闻天早前的解释。换句话说，并非范文澜，李鼎声和张闻天才应当是近代中国研究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真正的鼻祖。然而，1949年后李鼎声和张闻天都退出了研究一线。由于1931年脱离中国共产党，1952年以后李鼎声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当了一名教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为激进分子的公开打击对象，他于此时去世，终年59岁。（胡逢祥，2004）革命胜利后，张闻天也失去了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影响；他在1951年选择了当中国驻苏联大使，以使自己远离北京的权力中心，但当他公开批评“大跃进”时，最终还是成为1959年毛泽东政治压迫的牺牲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下放6年后，他于1975年获准移居江苏无锡，在那里他改名换姓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年。（陈其泰，2000）
    相比之下，范文澜在他的余生中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尽管革命胜利后他开始致力于前现代时期的研究，因受益于传统文献学的训练，他赢得了作为一个严谨、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声望，虽然1956年后他很少写近代时期方面的作品，有意识地避开中国近代史中有争议的和不确定的领域，但他1940年代留下的政治化历史学遗产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发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在革命胜利后坚持“历史主义”或在历史研究中着重客观性，范文澜最终成了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学家”们的攻击目标。幸运的是，他和毛泽东的私人情谊使他免遭激进分子的蓄意攻击。⑦在收到毛泽东1968年7月的指示后，范文澜立志续写《中国通史》和重写《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身体衰弱，他没能进行下去。一年后，他任务尚未完成就离开了人世，终年76岁。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写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没有真正着手过，在他去世之前如此，在后来亦是如此。范文澜1940年代的近代中国研究著作一开始就是反驳亲国民党学者的“现代化”叙事的，它被证明更多是民族主义的担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结起来，有三个因素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渗入了他的革命叙述和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日本入侵期间致力于“民族救亡”，这可以说明他对历史上投降派和国民党领导者调和政策的憎恨，这种态度事实上在同情延安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中流行。同样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受浙东学派传统影响的文献学家和训练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背景。这可以说明他一方面在历史记述中过多地注意经验细节，另一方面对阶级关系和社会冲突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作出的分析不足。他强烈的汉族中心认同和民族主义导致他对晚清政治中汉满分裂的困惑和中外关系上的“抵抗-投降”二分思维，这使他在其著作中打乱了对反帝反封建主题的条理分明的叙述。第三个因素和毛泽东在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垄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时，寻求意识形态的自主权有关，这种自主权使毛和他的历史学家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与国民党对抗时，能够自由地解释历史，以为党的需要服务，而不管这种重新解释越出“正确”的轨道到何种程度。
    归根到底，毛泽东和他的历史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用历史为当下政治需要服务，而不是达到对历史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种实用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后大量地保持着，依然如故。尽管19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允许暂时回到对中国历史的更为“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但很快又让位于1960年代的激进历史学，这种历史学更加政治化，为党和毛泽东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斗争服务。⑧毛泽东去世后，由于革命狂热消退，革命叙事很快失去了它对中国多数历史学家及其读者的吸引力；在中国近代史园地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反倒是现代化叙事，这已经被证明与1930年代后期蒋廷黻提出的概念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注释：
    ①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叙事的兴起，及其代替革命叙事的讨论，参见林被甸、董正华（1998），孙占元（2000），虞和平（2002），张海鹏（2005）。中国历史学中的这种转换是与放弃革命和1990年代西方近代中国研究学界“现代化范式”对“革命范式”的“胜利”并行的。
    ②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费正清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承认，作为“学生”，他对“老师”蒋廷黻亏欠很多，1930年代蒋将他带到近代中国研究领域。（Fairbank，1982：91）余英时回顾费正清在美国开创中国史研究的一生时强调，蒋影响了费正清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基本观念。（余英时，1993）
    ③例如，在其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起源的书中，德里克（Arif Dirlik）关注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和他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论战的部分内容关系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性质。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何形成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则不是德里克此书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他只在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时候提到范文澜的著作。（Dirlik，1978：224）另一本研究中国历史学的重要著作仅仅在一个段落中提到了一次范文澜，这个段落讨论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学家的民族情感导致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上与俄国历史学家发生争论。（Q.Edward Wang，2001：204；也可见Q.Edward Wang，2000）
    ④毛泽东通过请范文澜吃饭和表扬该书来庆祝第一卷于1941年9月在延安出版：“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陈其泰，2000，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