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1925-1927年的民族革命是肇始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它的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李鼎声，1949，264-267）同样，张闻天也将1925-1927年革命描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这一革命性质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我们在李鼎声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中也找到了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在重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观点的同时，李鼎声和张闻天进而将1927年蒋介石“政变”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描述为“土地革命”。（李鼎声，1949，263；张闻天，1987，283）在反驳所谓的蒋介石政变象征着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政策失败的托派观点的同时（张闻天，1987，280），张闻天将这一事件看作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在民族资产阶级（或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运动将转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认为，这是一个转变，即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了说明这一转变，张闻天引用斯大林的话道：
    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张闻天，1987，283）
    然而，土地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被托派狭隘地限定的所谓“反关税的革命”。为了阐明这一点，张闻天再次引用斯大林的观点。（张闻天，1987，313）
    显然，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比范文澜更接近共产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范文澜不一样，李鼎声和张闻天开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时，都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李鼎声和张闻天擅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运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观点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相比之下，范文澜只能模仿他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那里借来的理论框架。一旦开始处理更多的经验问题，范文澜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他从传统训练那里接受的方法和思想的影响；他可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晚清政治中的汉族和满族、中外关系中的抵抗者和卖国贼之间的区别。这种困扰常常扭曲他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分析，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中心内容。
    余论：回到马克思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范文澜试图修订或放弃他在《中国近代史》中表达的许多观点。例如，在1955年的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中，他不再重视满汉矛盾。在重复毛泽东关于1840年后中国社会性质改变的提法的同时，范文澜解释说，存在“两个基本矛盾”：原有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添的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承认，“反动势力”内部也存在矛盾，包括“汉族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与清朝廷间的矛盾”，但这样的矛盾是次要的。（范文澜，1955，11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不再将满族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归到一类，而把满族贵族仅仅描述为与外国侵略者合伙镇压中国人民的“投降者”。相反他承认存在“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范文澜，1955，117）因此，他写道，1884年中法战争和1894年中日战争“都是清政府反抗侵略的民族战争”。“清政府进行反抗战争是正义的，中国军士和一部分将领忠勇作战是符合民族利益的。”（范文澜，1956a，155）
    在对一些大的事件，如太平天国起义和自强运动的重新解释上，范文澜修正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也是明显的。正如刚才讨论到的，在1946年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范文澜将太平天国起义描述为既是满汉民族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冲突的延续（这反映了他个人的反满倾向），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这是为了提升这一事件的意义及革命运动在整个近代中国的重要性）。然而，在1955年和1956年尝试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时，范文澜将太平天国起义看作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表现。（范文澜，1956a，154）因此，他强调这场起义是一次“农民战争”，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起义从本质上来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农民起义没有区别。尽管他提到太平天国的一位领袖曾出版过一篇西方化的议案，名为《资政新编》，但他怀疑天平起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多少不自觉地反映出一些资本主义的倾向”。（范文澜，1955，122）
    范文澜也调整了他对自强运动的看法，在1946年的书中，他曾将其描述为一场完全消极的运动。尽管他仍然不同意把李鸿章和其他自强运动领导者创办的军事工业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但他承认他们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范文澜观察到，“新式机器经过这种工业到底进入中国了。有了机器，不能不招募工匠，也就不能不产生一部分无产阶级，仅仅从这一点来说，[自强运动中的]官办的军事工业算是也还有一些作用。”（范文澜，1955，126）范进一步提到，“官办军事工业以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非军事性的工业，其中是多少含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范文澜，1955，126）他承认，自强运动也导致官商合办的工业建立起来--他称之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以及主要由商人办的工业建立起来--他称之为“民族资本主义”。与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将自强运动斥之为保守运动相反，现在，自强运动成了将近代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步骤。（范文澜，1955，125-127）
    范文澜修订自己的解释有几个原因。一个直接原因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对近代中国的原有提法，即那些高度政治化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斗争需要的那些提法，如抵抗-投降二分的提法，已经过时了。事实上，早在1949年革命接近胜利时，范就开始淡化他书中的政治化倾向。作为一种预兆，他在序言中删除了直接将蒋介石比作曾国藩并将二者同样斥为“汉奸”和“刽子手”的一段话。（范文澜，1949，序言）第二，革命以后，共产党很快在1951年和1952年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改造运动，强制知识分子（包括历史学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放弃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再者，在毛泽东决定“对苏一边倒”之后，中国发生了一场风靡全国的在各个领域学苏联的运动；中国历史学家再一次转向苏联，寻求对历史的“正确的”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Wang，2000）这一切都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历史学中恢复了统治地位。范文澜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副会长（和事实上的领导者）、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不得不带头在历史研究中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放弃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此毫不足怪，范在1954年版《中国近代史》的新版序言中声明，他对9年前写的这本书“非常不满足”，他曾想将此书“整部拆散，按照[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重新编写”。（陈其泰，2000，349）上面讨论到的他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两篇文章，就是他对有关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给予更多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尝试，和改正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尝试。然而，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范文澜没有再修订此书，也没有继续写作《中国近代史》下册，他原来计划写作的这一册将包括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时期。相反，他回到了他早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集中写作和修订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