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义史学的形成
    尽管范文澜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共产主义革命后是无与伦比的，但并不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做出最早的或者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作品。在范的《中国近代史》出版12年前，作为曾经（在1927年到1930年）入过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鼎声（1907-1966），已经出版了一本取名相同的书，尽管其读者在1930年代主要限于左翼学生和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一般读者。张闻天（1900-1976）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则出版于1938年，比范书的出版早8年。张闻天是从1935年到1943年3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他在党内的影响有限，长征之后党和军队的真正领导人是毛泽东（程中原，2000：138-39）。尽管如此，在范完成其《中国近代史》的1946年，张的书已经被用作中国近代史方面最重要的教科书，在所有“解放区”的党校中使用。（胡华，1987：419）
    李鼎声、张闻天和范文澜都认同革命叙事。他们都强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决定性的冲击，并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们都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及鸦片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认为自下而上反帝反封建反的革命是正当的，因为它是中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然而，下文的讨论将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范的新解释之间的差异同样是惊人的。总的来说，李和张的早前的著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方面比范的著作更为一贯。他们在分析国际关系、现代改革和集体行动时，都强调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他们都意识到起义和革命在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的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反之，范文澜则更关注另外一些因素，如清政府统治精英之间以及满族统治者与其他族群官员之间的冲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因素只是解释国内政治动力的次要因素。因此，尽管范貌似拥护马克思主义，但他对近代中国重要事件的解释经常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
    范文澜和浙东学派
    范叙述历史的独特方法与其早年的思考受到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影响有关。这一学派的领导者在清朝以其反满、关注经世致用、注重实证研究而闻名。范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传统学者家庭，在其兄弟的影响下，范从小憎恶满族人，进入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创建的大通学堂学习。在目睹了清政府逮捕和处决秋瑾之后，他的反满情感更为强烈。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大胆地剪掉辫子，公然表达对强加于他的满族习俗的蔑视。（范文澜，1956b）
    范在北京大学成为“国学”学生之后才受到了浙东学派的直接影响，在北大他成为了黄侃（1886-1935）和其他学者的学生。作为著名文献学家章炳麟（1868-1936）的弟子和反清革命者，黄侃以其在古代经典、历史、语言学和文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以及严谨的研究而闻名。正是在黄的指导下，范文澜接受了这一领域的严格训练，并在毕业后致力于古代经典的研究。在南开大学教了三年书之后，他在1925年出版了《文心雕龙》的注解，并确立了自己作为文献学家的地位。
    然而，范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文献学家。受到浙东学派传统的濡染，他很快被1930年代中日之间突如其来的冲突所吸引。由于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它对1930年代早期学生抗日行动的压制不满，范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因为它在北京等城市积极鼓动抗日。1936年，他出版了《大丈夫》，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传记，写作此书是为了激起读者对中华民族及其历史遗产的自豪感。在开封河南大学教了两年书之后，他最终在1938年加入了中共的新四军，主管宣传工作，并于1939年9月入党。四个月后，他带着30多箱书到达共产党总部延安。毛泽东很快接见了他，毛首先看重的是他是一名文献学家，请他在1940年秋天给延安新哲学会的年会作了三个演讲。毛亲自参加了前两次演讲。（陈其泰，2000）
    因此，范文澜在成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官方历史学家之前，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⑤作为浙东学派的文献学家，他在对晚清中国的描述中特别敏感于满汉人民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真正矛盾，即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不一致的。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他拙于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然而，这并不妨碍毛泽东认可其作为历史学家，因为毛泽东自己反对运用“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经常讽刺其为“教条”）去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毛泽东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以及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和愈来愈怀有敌意的国民党人的双重斗争。范在中国历史领域扎实的训练，他的浙东背景，以及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让毛泽东相信他能被赋以重任。这一点，加上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国历史和经典的钟爱，解释了为何他选择范去“重写”中国近代史。这也解释了为何范几十年来一直为毛泽东所青睐。
    “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
    与范文澜这样从文献学转过来、缺乏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不同，李鼎声和张闻天在写作中国近代史之前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李鼎声比范文澜要小14岁，早在1925年，他还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时候就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毕业后，李鼎声成为《世界月刊》的编者，着力于在刊物阅读者中普及马克思主义。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范文澜要早12年。张闻天比范文澜小七岁，1919年刚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比范文澜早了整整20年。他先在美国呆了两年，后在重庆教了几个月英文，于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训练。1931年回国后，张闻天发现自己立即被卷入到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中。论争一方是托派分子，认为中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需要进行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论争另一方是支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仍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土地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⑥作为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张闻天自然而然地支持后一方。他在莫斯科所受的训练和他在论争中支持斯大林的立场说明了，至少是部分地说明了，共产国际1931年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于1935年指定他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总书记）的原因。（牛崇辉，1995；王金艳，2011；张树德，2004）
    李鼎声和张闻天不仅在开始有关近代中国的写作前，就一直支持来自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总的看法也是直接基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解释的。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和对1920年代民族革命，及此后共产主义革命任务的理解上，这一点尤其明显。
    例如，李鼎声延续了斯大林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描述，拒绝将中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托派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
    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李鼎声，194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