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国，“文明”与“国家”在汉字源头上的意思，差别较大。“文明”正如前面所言，词义是文采光明之类意思，演变下来，指文教昌明、发达。“国(國)”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或”，含义则与“Πóλι”最初的意思一样。从字形上看，它就是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有“戈”守卫着。所以说文解释“國”从“口”，从“或”。从“口”，象形以城墙或壕沟之类圈起来的一块地方。而“或”者，“戈”部。两者相连，“城”也。故“國”字形象地示意了中国最早的主要国家的战争起源模式，这与古希腊文“Πóλι”从“城”演变成为“城邦”或者说“城市国家”，暗示战争在古希腊人大多数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一样。当然，在中国，除“國”字，还有可以通用的“邑”(“邑”字应该先于“國”字(17))与“邦”字，从它们早期的字形上看，只是关联到围起来的一块地方，以及住在这块地方的人民(及其活动--“邦”)，与战争关联之暗示，并不那么强烈。(18)但这些材料并非一定表示，中国的古代国家起源模式有战争与非战争两种，而希腊等其他地区只有战争一种。学术界认为与古希腊人有着牵连的赫梯人，留下来许多楔形文文献，他们的文字是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的最早的印欧语系文字之一。在赫梯人那里，“聚落、城、城市、国”(“Happira-”，表意字为苏美尔字“URU”)一词的本义却是“市场”。如果仅仅从词源角度来解读一个社会的演化模式，那么，赫梯人的“Happira-”，较之“邑”与“邦”字，似乎更能够让人得出非战争模式的答案。然而，读读赫梯人留下来的大量的楔形文文献，第一印象肯定是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甚至差不多可以说，在一段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它是最为成功的好战民族；整个赫梯民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已经组织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可见，仅仅以词源学来解读一个社会的起源与演化模式，那是很有局限性的。
    总结起来，我们认为，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虽然，这两个词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恩格斯所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正是显示了这两个概念的一致性，以及在这个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强调重点之区别。恩格斯的话绝不意味着，“文明”与“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恩格斯的古典文化包括古典语言修养极佳，他不会这么做的。
    此外，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从西欧文字词源上看同样没有根据。何况，那样做以后，所面对的研究困难也并不减轻。正如前面所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某种文化并非一定会产生某种社会结构，只会产生那种社会结构。
    因此，我们的看法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有意思的是，从词源上看，不管是苏美尔文的“URU”，阿卡德文的“lu”，赫梯文的“Happira-”，古希腊文的“Πóλι”、拉丁文的“Urbs”和“Civitas”，还是汉字的“邑”、“國”、“邦”，讲的都是人与地。所谓“有土有人，斯成一邑(國、邦)”，(19)而既然成“邑(國、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的趋势当会越来越复杂。抓住这点，也就抓住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键，包括人类从平等社会进入复杂社会包括文明社会或者说国家社会的关键。
    当然，我们从词源上探索，认为不能将西方的“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并非是说不需要使用“文化”来解读“文明”，尤其是在前文字时代。将“文明”与“国家”基本上解读为一个概念，如恩格斯那样，并不妨碍我们使用“文化”材料解读“文明”。甚至可以说，这样做恰恰让我们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比如，打破今天许多的考古学家将青铜器、文字、大型建筑等等“文化”材料对应于“文明”的框框，我们则更有可能开放思维，在青铜器与文字时代之前寻找“文明”；在铁器时代寻找“文明”；在没有大型建筑的地方，寻找“国家”。我们可以不拘一格，使用不同的“文化”材料，集中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演变，而不必先给自己套上框框，只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产生“文明”，才会产生“国家”。
    后记：本文的写作参考了许多种类的词典与百科辞典，如R.Labat,Manueld' Epigraphie Akkadienne,Pairs: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1976[1948]; J.Friedrich,Hethitisches Wrterbuch,Heidlberg:Winter,1962; H.G.Güterbock,H.A.Hoffner,and Th.P.J.van den Hout,eds.,Hittite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1980-(http://ochre.lib.uchicago.edu/eCHD/); H.G.Liddell and R.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A New Edition,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Henry Stuart Jon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 Ch.T.Lewis and Ch.Short,A Latin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79(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 M.Cary,et al.,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 D.Booth,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London:J.and C.Adlard,Bartholomew Close,1830;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Douglas Harper,2001-2010(http://www.etymonline.com);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Springfield,MA:G.& C.Merriam Company,1976；《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以及R.McC.Adams,Aristotle,.Benveniste,P.Cartledge,V.G.Childe,H.J.M.Claessen,P.Skalník,R.Cohen,J.D.Toland,G.A.Collier,R.I.Rosaldo,J.D.Wirth,C.W.Conrad,A.A.Demarest,T.K.Earle,M.H.Fried,J.Friedman,M.J.Rowlands,M.H.Hansen,B.M.Greece,M.Harris,Herodotus,Th.Hobbes,G.L.Huxley,S.van der Leeuw,G.E.Lenski,Niccolò Machiavelli,F.Oppenheimer,W.H.R.Rivers,P.J.Rhodes,E.R.Service,H.Spencer,J.H.Steward,Thucydides,E.Ch.L.van der Vliet,B.G.Trigger,Max Weber,L.A.White,R.Williams、安志敏、陈立柱、胡庆均、黄兴涛、江林昌、李伯谦、李渔、林沄、刘尧汉、王巍、夏鼐、许宏、徐苹芳、叶文宪、于省吾、张光直和朱凤瀚等人的著述。由于是笔谈，文中无法一一注明出处。本文的写作还得到廖学盛师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方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Mainz)的Silvin Koshak师也和我有过许多讨论；罗马史专家胡玉娟女士与亚述学专家国洪更先生也提供了不少材料；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