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一、"变通"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含
    总的来看，《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变通"的史学认识方法，二是"变通"的历史哲学思想。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属于史学方法论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历史理论的范畴。运用"变通"的史学方法认识历史，离不开"变通"的历史哲学的指导；而历史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离开"变通"的史学认识方法，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所以，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在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中，司马迁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他"变通"的史学理论。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二者分开来谈。
    （一）"变通"的史学认识方法。"变通"史学认识方法表现之一，是"原始察终"。在《报任安书》中，他明确地说明了著史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自序》里，又说"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对自己著史的最高要求。怎样达到这一要求？这就涉及到一定的史学方法，而"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则是最基本的方面。大到《史记》的整个断限，小到对一段历史，一个历史人物的考察，司马迁都注意运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如他把《史记》写成一部通史："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本身就是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考察古今的变化，探讨历史上成败、兴亡的道理。《史记》中的十表，更能体现出这一特点。《十表》表现了司马迁对历史进行阶段性划分的思想。在表前，司马迁大都写了序，对该阶段的历史作了概述。每一阶段具有相对的完整性，透过司马迁的概述，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的历史特点、盛衰变化。把几个表的序连起来看，又可看到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表序中，司马迁也谈到了"原始察终"方法的作用：如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谈到为什么要写这个表，他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这就强调了"综其终始"对"欲观诸要"的重要性。在《六国年表·序》里，他一方面批评了秦的残暴，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秦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的功绩："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讥刺当时一些学者，不全面认识历史，只看到秦在帝位时间短，因而讥笑它，说这是与"耳食无异"。《惠景间侯者年表》，"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也是为了考查孝惠讫孝景五十载封侯的盛衰。可见，"原始察终"是司马迁达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手段。
    "变通"史学认识方法之二--"见盛观衰"。"见盛观衰"既可认为是司马迁考察历史的内容，又可认为是司马迁认识历史的手段。因为司马迁在考察历史的变化时，特别重视盛衰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历史的内容之一，比"原始察终"更往前进了一步。但看到盛衰变化还不是最终目的，在盛衰变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成败兴坏之"理"，只有弄清历史是怎样兴衰变化的，才能"通古今之变"，才能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因此，从司马迁著史的归宿来看，探讨盛衰变化又是史学认识的一种方法。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是司马迁变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的这一"变易"思想很明显地吸收了《周易》中"物极必反，物盛必衰"的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对历史的考察中。反过来，他又从对历史的考察中认识到，这也是历史运动的必然法则。《史记》中"见盛观衰"可以说是司马迁考察历史所运用的最多的方法，也是司马迁所考察的主要内容，突出地表现在十表上。白寿彝先生说："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史记新论》）具体地讲，《十表》注重考察的是每一阶段的兴衰变化。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表见兴衰"，就是针对这一特点而言的。《十二诸侯年表》叙述了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兴衰变化；《六国年表》叙述战国时期几个诸侯大国在争霸过程中的兴衰变化；《秦楚之际月表》叙述了秦楚之际的大动荡时期"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兴衰变化；汉代的几个表也都是围绕社会历史的兴衰变化来写的。司马迁通过写盛衰变化，把历史发展的大势表现出来，以《十二诸侯年表·序》为例，可略见一斑："……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王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这里写了三种盛衰关系：一是周天子衰弱，大权旁落，诸侯国开始互相征伐，"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二是齐、晋、秦、楚相互争霸，"更为伯主"；三是齐、晋、楚等大国的衰弱，秦的兴起。历史就是在这复杂的盛衰变化中发展的，这些盛衰关系，相互影响，互为制约，最终表现为一定的发展趋势。这个表反映出了由西周的大一统到春秋战国时代分裂局面、经过大国争霸又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一个表反映一定时期的盛衰大势，但把这些表连起来，又可看到整个历史发展的盛衰大势，十表写出了"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侯建国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史记新论》）。在写盛衰变化的过程中，司马迁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即赞成统一，拥护封建大一统。在《建元以来王者侯者年表》中，他赞叹道："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司马迁写盛衰变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洞察力，即他善于从事物的内部，发现催促事物走向反面的因素，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也是威振四海，不可一世的。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焚百家之言，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锋铸鐻，自以为关中稳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可达万世之业，然没过几年，陈涉一呼，"山东豪俊遂并亡秦族"，为什么呢？司马迁认真地总结了其中的教训，他非常赞同贾谊的话，认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缘故。
    项羽的失败同样如此。项羽当年也很强大，"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然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依然想以"力征营天下"，终于"五年而亡其国"。司马迁批评项羽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把项羽由盛而衰而亡的原因分析得非常透彻。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一方面写了他的勇敢，能征善战；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专横、残忍、猜疑、犹柔寡断，从对人物的描述中，就表明了项羽最终失败的必然性。
    司马迁不仅对前代史见盛观衰，就是对当代史也是如此。如在《平淮书》里，司马迁考察了汉兴到武帝七十余年的历史。自汉兴到武帝即位，社会呈现太平盛世之景象，"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但盛世里面，又潜藏着衰败及不安定因素，"当时之时纲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与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在《万石张叔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比较委婉的手法，揭露了武帝统治下的政治危机。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还直接引用了主父偃等人对于历史盛衰的评论，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见盛观衰"思想，通过别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向汉武帝发出了严重警告。
    （二）"变通"的历史哲学思想。司马迁"变通"的历史哲学思想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变"是事物的属性。司马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对任何事物的考察，都包含着这一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已经把"变"看作事物普遍存在的属性，而摆脱了个别事物变动的具体特点。如在《平准书》中，他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又说："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可见，他对事物变动的性质达到了哲理性的认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