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重变通，是事业成败的重要条件。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了许多社会变革，也写了许多历史大转折时期，有的注重变通而取得胜利，而有的人不进行变通而失败。最突出地表现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这三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先后登场，甚至同台"打擂"，前两位都不是没有能力，在历史上都曾威赫一时，但最终又都败下阵来，推其原因，就是不知变通。司马迁对此都有透彻的分析，前已有论，不再赘述。汉高祖刘邦虽然有很多缺点，司马迁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渲染了他的无赖性格，但他有一大优点：知人善用，注重变通。《高祖本纪》中写了他对儒生态度的变化。刘邦不喜欢儒生，拿儒生的帽子撒尿，对儒生傲慢无礼，但当儒生说：你能马上得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他觉得有道理，马上对儒生恭敬起来，言听计从。再如汉的定都问题，开始刘邦想定都洛阳，当听了姜敬、张良的分析后，立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改为长安，当天就启程了。将这三个本纪连起来读，可以看到，司马迁是多么强调"变通"在事业成败上的重要性。
    第三，"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要使事业获得成功，进行适时变通，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怎样进行变通？在什么形势下进行变通？司马迁总结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在《平准书》中，称赞汤武革命是："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在《高祖本纪》里，司马迁对汉高祖的"与民休息"政策评价甚高，他说："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把"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说成是得"天统"，这无异于把它说成一条"变通"的标准。也就是说，"变通"不是无条件的，要针对"敝"而变，"变"的结果要使民得到好处，"使民不倦"。司马迁写了许多变革的事例，这些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由于适应了这个原则。如商鞅变法，开始老百姓不习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实行了一段时间，老百姓从中收到益处，"居三年，百姓便之"，"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变法获得巨大成功，使百姓安定，国力富强，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一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因为管仲的变革取得成功，管仲"与鲍叔、隰朋、高溪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赵武灵王的改革，出发点也是"利其民而厚其国"。反之，如果有弊不改，反而弊上加弊，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司马迁反复从秦亡的教训中，予以总结。在《秦始皇本纪》中，贾谊对秦灭亡教训的总结可以说也代表了他的观点，贾谊说，秦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在于秦始皇"过而不改。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看到了"变通"的重要性，还对如何"变通"，"变通"的原则进行了历史的总结。
    第四，"质文之变"。这是司马迁对历史变动的总体性认识。他认为，历史是在一质一文的变化中发展的。"质文之变"是历史长时期发展中所表现出的特点，"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质，是指民风纯朴，社会秩序的维护靠教化。文，是指通过礼乐及法律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在质的阶段里，有兴衰的变化，衰至极点，就由"质"的统治变成"文"的统治。"文"的阶段也有兴衰变化，衰至极点，又转化为"质"的统治。盛衰变化贯彻历史变化的时刻，但文质之变和盛衰之变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不论是"质"还是"文"，里面都可能包括多次的盛衰变化，即由盛而衰又复盛复衰以至衰到极点，需要彻底更化，这时，社会才由"文"（或质）转向"质"（或文），社会就是这样，由盛衰小变到质文大变，形成历史的长河。在"质文之变"的转折点上，"承敝易变"起关键作用。这一思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的最后，阐发得最为完备："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改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矣。"里面提到"忠"、"敬"、"文"。"忠"实际指的是"质"，"敬"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指质到文的过渡。"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有人根据这一点断定司马迁是历史循环论，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这里面有一"若"字，司马迁并没有完全肯定，而是看到历史的变化大体是这样，他是从历史的实际考察中得到这一认识的，不是主观的臆断。而历史的辩证发展也的确表现出这一特点。所以，"质文之变"不能说明司马迁是历史循环论者，相反，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司马迁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二、司马迁"变通"史学思想的特点
    在汉代，不仅仅是司马迁讲"变通"，从汉初到武帝时代，很多人都讲"变通"。汉初陆贾写的《楚汉春秋》，贾谊写的《过秦论》等都有丰富的"变通"思想。董仲舒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也是讲"变通"的。但比较起来，司马迁的"变通"思想最系统、最深刻，尤其与同时代的董仲舒相比，司马迁的"变通"思想更能显示出其唯物的特点。
    董仲舒是武帝时期的儒学大师，在当时"德高望重"："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对他也很尊重，在问策中说他"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从问策的内容看，汉武帝对历史盛衰的变化非常关心，董仲舒的回答也表现出一定的"变通"思想。但就本质来讲，他的"变通"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致。"把人事的变化同道、天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天人感应"说。天被他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道与天是一致的，人世间有失道现象，天就通过灾害，怪异、伤败等谴告、惩罚它。很明显，这种"天人感应"说是唯心主义的。一切变化都操纵在有意志的"天"的手中。后来他又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按照他的逻辑，道不变，人世间也不应有什么变化。总之，人世间变化在董仲舒那里是被动的。
    在另一处对策里，董仲舒似乎表现了很强的变更思想，他说："为正义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用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而不能善治也。"如果孤立地看这段话，他说的是对的，但从后面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变更法家的那一套，是要把法家的一套彻底摈弃，而改用儒家。对于儒家的东西，他是不主张有大的变更的，至多不过是损益、调和。他说："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年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可见，他的"变更"，实质是维护儒家教化的独尊地位，与上述的唯心主义"变通"观并不矛盾。
    与董仲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司马迁的"变通"思想。在写历史事变时，他特别重视人事，特别是"人谋"的作用。这与董仲舒的靠天的预示被动地进行变通是根本不同的。再者，司马迁认为事物的盛衰变化，是事物本身运动的规律，"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与董氏"天人感应"说又有天壤之别。司马迁没有把人事的变化与天的变化搅和在一块，天有天的变化规律，人事有人事的变化规律，二者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天"在《史记》中也没有被当作有意志的"人格神"，对于董仲舒的"天道"观，司马迁是怀疑的。第三，司马迁的"变通"，是讲条件、讲原则的。他认为要结合历史实际，见盛观衰，"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要把人事作用和历史形势联系起来，针对弊端，进行变革，使百姓满意，国泰民安，这样的变革才是有益的。
    总之，司马迁是从社会人事本身出发，来探讨历史的盛衰变化，针对历史实际进行社会变革，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变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