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福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他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仅从现当代作家本身来研究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国文化传承来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从现当代作品的艺术手法来探讨其中的传统因素。他曾对一位访谈者说：“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近来我注意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复兴国学的讨论，我也高兴地看到，一些学者用国学经典在课外教小学生。”（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上述思想变为作者的身体力行，他曾写过一篇专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作者专著《古小说论衡》，以及台北洪叶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之中。 李福清在汉学上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在上述五个方面研究成果上，在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更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李福清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从而使他中国文学研究充满鲜明的个性。李福清曾把自己的汉学研究特色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研究方法不一样。我利用了俄罗斯的文学理论，但不完全是大家熟知的形式学（формализм）派和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派的理论。我是从作品思想、人物描写、叙述结构三个层次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比如在人物描写方面，我将《三国演义》与有关三国的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间在形象描写、感情抒发、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二是我第一次将“母题”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和戏曲）研究。在这方面我继续了苏联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1891－1971）的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研究世界叙事诗的长文，研究各族叙事诗的母题，分析了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蒙古、突厥诸族）民间故事中的母题问题，但却没有涉及中国资料。我的研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作品的最小情节单元或细节着手，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我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层面，包括人物描写、时空、颜色、数字等等，同时重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注意凸显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一方面从世界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努力把历史诗学观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另外，我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时也顾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说以及国外的资料。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比较研究，即将台湾原住民的民间故事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 李福清所说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系统研究、母题研究、小中见大、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五个方面，除了他自己举的例子外，我们皆可从他的研究论著中获得大量举证。其中有一些方法也是某些东方学者的共同特色，如强调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各国文学，这是俄罗斯学者从阿列克谢耶夫起就形成的研究东方文学的一个传统特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卷本《世界文学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另外“小中见大”就是台湾学者罗宗涛等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所常用的。辽宁师范大学的主题学研究学者王立也出版过《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等母题方面研究研究专著。我以为在李福清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或者说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理论研究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经院式的，而是从鲜活的现实生活出发，通过田野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然后同广泛收集的书本资料去综合、去比较，然后发现问题，上升到理论，我觉得这点特别值得中国学者尤其是时下的中国学者学习。例如他在承担“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时，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的前辈苏联汉学家涅夫斯基（Н。А。Невский，1892-1937，中文名字叫聂历山）于1927年在台湾记录过邹族神话故事。但他不是首先去搜寻涅夫斯基 研究专著，而是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到布农族、阿美族、泰雅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然后与世界上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间文学，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进行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我在前面提到的让世界汉学界侧目的一系列结论。其实，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俄罗斯汉学界前辈指导下，他一开始的路子就很正。李福清在一系列讲学和访谈中，都提到他对中国民间文学的钟爱与他那段在吉尔吉斯的回族人（东干人）田野调查有关。当时他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他的老师是回族人，是19世纪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从甘肃、陕西逃亡到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东干人的后代。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李福清利用暑假在1951年夏天来到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叫米粮川的回族村，给一个建筑队的泥水匠当帮手，一面学习带有甘肃口音的汉语。在生活实际中，他我第一次听到《孟姜女哭长城》、《蓝桥担水》、《十岁郎》等中国民间歌曲子；在劳动休息时，他用俄文拼音记了当地老乡们讲述的《韩信的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传》以及薛平贵、薛仁贵等中国民间故事，从而“深深被中国民间故事迷住了，可以说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就是从米粮川回族农村开始的”（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一直到大学毕业，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学四年级的学年论文《东干传统民歌初探》，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第一次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出版的著作《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都与这段经历有关。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海外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他的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这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乃至研究生的培养，我想都有很大启迪。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文字资料尤其是历代文字资料尤为重要，李福清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也非常看重的文献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前面提到的他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德、英、法、意大利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汉籍收藏，以及编辑的 《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以及将编辑《中国年画目录》和《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作为晚年两个未了之心愿都足以证明。但李福清的文献学研究也有一个特点，似与他的田野调查相通。2009年11月，他在南开大学九十年校庆上做的学术报告《欧洲藏中国珍本汉籍与木版年画调查》中详细讲解了他的文献学搜寻方法：“每到一个新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最先要看他们的图书目录，一般要用很长时间去检索每一条图书的记录，通过目录可以很快地发现珍惜的古籍，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在目录之中发现的”（见南开大学2009年11月21日校园网）。这种文献学研究方法让他获得丰厚的回报，他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中国已佚的海内孤本、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言情小说《姑妄言》，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两种，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一种以及《聊斋志异》的手抄本，皆得益于这种方法。 李福清汉学研究丰硕成果的取得，我以为于下面三个因素有很大关系： 首先，是他的勤奋和执着。汉语、汉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文字之一。但李福清一旦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无论是在刚迈入千头万绪汉学殿堂的青年时代，还是在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也无论是在苏联解体的艰难时世，还是在年老多病的“烈士暮年”，都没有能阻止他对汉学多领域的探索和追寻，都没有消减他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和热情。年轻时代，他刚进大学中文系，就就利用暑假来到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回族村，给一个建筑队的泥水匠当帮手，一面学习带有甘肃口音的汉语。然后每年假期都去，一直坚持到到大学毕业。据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的女公子班科夫斯卡娅（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的一篇回忆文章介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去世后，两个大学生，一是李福清，另一个是弗拉基米尔·谢曼诺夫，每晚必定去他的私人的图书馆，在涅瓦滨河街科学院之家的寓所里，去那里读书、摘录，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在台湾承担“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时，不顾六十多岁的高龄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到布农族、阿美族、泰雅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带回来仔细整理，进行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从而给他带来极大的学术声誉。我是在1999年下半年在新竹清华大学结识李福清先生的。当时我们皆在参加两岸清华大学共同举办 关于纪念闻一多先生的一个研讨会。当时俄罗斯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艰难和动乱中。1992年6月，俄罗斯国会通过证券私有化方案，规定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按全国1.49亿人口计算，每人发1万卢布私有化券作为红利。实行私有化的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国家发给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皮鞋。此时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81%的居民多年辛苦劳动的积蓄被彻底洗劫一空。1998年实行币制改革，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00。到1999年时，失业率高达15.2%。李福清就在这个背景下来新竹清华教书的，他辛苦几十年的一点储蓄此时也人间蒸发。我们在清华会议休息室谈到这些事，他只是眼神凄凉地酸楚一笑，摇摇头，然后继续谈起他那本在台北洪叶文化公司刚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似乎只有学术、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抚平心底的伤痕，才能拂去眼前的种种不快。晚年对中国年画和书目的搜寻更见其勤奋和执着。为此，他调查了中（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俄、德、英、法、意大利等十多个国家的各处图书馆，对已经出版的画册、销售年画的画店以及画师的姓名都做了索引。正如他自己坦陈的：“这项工作很不容易，比如许多画名称相同，但画面和产地不同。还有很多年画没有题目。有的博物馆不允许拍照，甚至不允许看，这样我就难以与其它地区的年画进行比较”。（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他本人则是“见到中国的书就买，成了书呆子。现在家里书太多，我夫人天天骂我。但我要研究那么多问题，出版社、图书馆常常打电话问各种问题，没有大量的书就无法回答”。（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