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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自治思潮 任何一种真正反映一定社会要求的社会思潮，都将产生一定的社会运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与地方自治思潮的催动有着密切得关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也受到了学者的注意。 姚琦指出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清末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三是与开明官僚的地方自治主张和言论有着密切的关系。[12]（P53-57） 刘小林和梁景和认为，清末地方自治思潮是资产阶级参政意识的产物，人们可以通过地方自治锻炼政治能力，进而通过地方自治来管理国家。“清末地方自治具有极大的政治现实性和实践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认识阶段的理性思考”。[13]（P98） 吴桂龙认为自治思潮的形成，是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新知识分子以及开明官僚共同努力的结果。自治思潮反映了一定社会要求，因而清末自治运动产生是顺理成章的事。“1905年上海等地自发创办地方自治，正是这一思潮的产物。而后数年，地方自治被清政府收纳为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以行政手段在全国各地城乡普遍加以推行，又使得在往后的中国近代史上逐波退落的这一思潮，于此留下了一个拔地而起的历史最高点。”[14]（P77） 5、晚清政府对地方自治的态度 20世纪初中国地方自治能够顺利开展，跟清政府的大力倡导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清政府的主动推行，那幺地方自治至多只能在少数几个城市“试办”，不能取得合法地位。事实上，1906年进入预备立宪以后，地方自治已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马小泉的《晚清政府对地方自治的操纵和控制》与朱英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十章“晚清地方自治政策”）则从清政府的角度来探讨清末地方自治。 马小泉认为，晚清政府主动倡导地方自治是出于“稳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是“晚清政府为了维系垂危统治，加强对社会控制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因而“清末地方自治难以摆脱官治的羁绊，难以完全实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地方自治”，这就使得“清末地方自治活动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15]（P95-118） 传统观点认为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是为了抵制革命，笼络上层资产阶级，因而完全是一场骗局。朱英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突破了传统的观点，给清政府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目的，尽管与当时社会舆论存在些微差异，但大体说来是相同的，即仿行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制度，自强救亡，为立宪奠定基础，通官民上下之情，共起图维。”至于地方自治政策的影响，他认为“资产阶级借地方自治取得了过去所没有的一系列权力，社会影响随之更为突出”，而且对“改变许多城市的落后面貌，促进工商业发展，也有一定积极影响”。[16]（P224-238） （二）、区域地方自治研究 为了对地方自治运作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区域地方自治研究也不凡其例。除了上面提到的黄东兰对“川沙自治风潮”个案研究外，还有郭莹的《清末武汉地区的地方自治》，张海林的《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论》，晓璠、马岚的《清末东三省自治运动述评》，苏全有等人的《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述评》，吴桂龙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清末上海地方自治与合法性》和《公共领域与上海地方自治的起源》。 郭莹认为，清末武汉地区的地方自治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为争取地方政治权力和领导权所发动爱国民主运动，对辛亥革命前武汉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对促进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最终形成，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是以湖北革命党人为主导力量整个武汉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一个侧翼。”[17] 张海林指出，苏州市民公所与传统行政机关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公所的主体是市民，吸纳了现代社团的民主精神和契约规范，有着崭新的工作作风。更重要的是它不隶属苏州地方政府，而属于总商会。[18]（P114） 晓璠、马岚对东北三省的地方自治进了研究，认为东三省的爱国救亡的自治活动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促进了绅士阶层的转化，引起了社会结构深层变动，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19]（P131） 苏全有等人通过对河南地方自治的考察，认为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是一次失败的政治试验。“除了将地方权力精英传统政治功能加以制度化，导致地方统治阶层内部权力关系的再调整及再分配外，并不能根本扭转国家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未能达成籍扩大参与以动员社会资源的原始目的，反使地方权力精英，得假自治之名，益形扩张势力。”[20]（P2） 吴桂龙是最早对上海地方自治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他考察了1905－1914年上海总工程局、自治公所和市政厅三个时期的地方自治情况，指出上海自治运动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由于上海资产阶级力量雄厚，政治意识较强，故自治成绩愤然。他认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的民主运动，同时也是爱国运动。[21]（P439-443） 周松青的博士论文《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全面考察了1905－1927年上海地方自治情况，他认为，上海自治是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出现的，西方自治形态是它追求的目标，东方自治形态是它生存空间的量度”。在上海地区“东方式自治力量非常强大，为西式上海自治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资源”。然而“上海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始终面临体制异化的危机，即自治是在国家权力体系架构之外建立的，他有颠覆国家权力体系在上海有效生存的趋势，也受到了国家权力体系敌视和压制，上海地方自治正是在这两难处境中求生存。辛亥革命后，国家现代化，有日益加强的趋势，社会动员速度加快，国家权力在地方的社会化日益明显，进一步压缩了自治空间”。尽管如此，“上海自治还是比较成功，它作为宪政教化的试验场所，有力影响了上海两代人的思想观点”。[22] 周还从合法性和公共领域的角度来说明上海地方自治。他认为，清末上海地方自治的合法性来源有四个方面，即民间诉求、官府支持、市民阶层认同和自治内部的民主选举。自治机构广泛的合法性来源，“压倒了政府的控制需要，自治机构由此获得了制衡政府的广泛资源”。[23]（P42-48）他指出，清末上海地方自治的起源有两大动力，第一，清政府认识到地方自治是立宪的基础，主动倡导地方自治；第二，上海公共领域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使上海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联为一体，成为地方自治的主体。[24]（P44） 清末民初，中国地方自治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地方自治有着不同的特点。有的学者选择具有不同的典型进行了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