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上述《归潜志》的主要内容可知，作为一部杂记金末史事的笔记体资料书籍，（注：《归潜志》因其所记主要为作者亲历或耳闻目见之事，又因其成书乃“暇日札记，随得随书”，故《四库金书总目》将其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归潜志》所载，多为作者所熟悉或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得之于传闻或道听途说者甚少，即或得之，必核其实。这就大大增强了本书在记载方面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卷一叙金海陵王（完颜亮）为藩王时的咏扇时：“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语意双关，口气很大，后世流传，赖此记载。至于其“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则宋岳珂《程史》已引述及之。又如《录大梁事》，记大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惶无计。末帝在宫中曾想自缢，并欲坠楼而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饥饿而死，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作者以其亲身经历，详记大梁沦陷始末，将开封城破、金源败亡的整个过程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又在篇末强调：“嗟乎！此生何属亲见囿亡？至于惊怖、劳苦万状不可数。乃困暇日，记忆旧事，漫记于编”（注：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对此，清四库馆臣在认真考证与系统研究了本书之后，亦认为：“壬辰之变，祁在汴京，目击事状，记载胥得其实，故《金史》本传称祁此《志》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注：四库全书总目·归潜志提要）。对于那些得之于传闻的遗事，刘祁在著录时更为谨慎。来源清楚的，直录所传者姓名，如书中多次提及“赵闲闲（秉文）尝为余言”等等；传闻有异者则两存其说，虽至交挚友亦不异词。如在记述王郁事迹时说：“王郁飞伯，奇士也。少余一岁，与余交最善。……正大末，南京被围，复相守围城中，天兴改元秩，飞伯忽过余，虽曰：‘吾／伏陷井不自得，今将突围远举，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传》属余曰：‘兹不朽之讬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岁南游，遇交游辈说：飞伯初为东诸侯兵士所得，其将厚遇之，飞伯径行不设机。久之，为其下所忌，见杀”。又说：正大八年，“先生复至京师。十二月遇兵难，京城被围，先生上书言事，不报。明年四月，围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独出，远隐名山，不知所终”（注：归潜志，卷3 ，王郁小传）。又如记述宁知微，先说其“后还乡遭乱，不知所在”。后又说：“或云渡淮在南中”（注：归潜志，卷3，宁知微小传）。 记载末帝宝符李氏，金亡后从太后、皇后随元军北迁，自缢于宣德州摩诃院佛像前。但对具体情节刘祁不甚了解，便借徙居之便， 实地考察，观其遗迹（注：归潜志，卷3，宝符李氏小传）。凡此，都足以说明该书在记载上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除此之外，刘祁在撰述本书时所体现出的求实谨严的态度和严于律己的自我解剖精神，也使《归潜志》在记载史事方面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主要表现在本书在据事直书的基础上，不仅既不没人之长，又不讳人之短；更不为亲者和尊者讳，文过饰非。而且既或关乎个人的荣辱毁誉，是非曲直，只要是做错了，也敢于直面现实，不为自己开脱迥护，而是穷尽事势，和盘托出，留给后人评说，如前文所举作者所撰《录崔立碑事》即清楚地记载了作者参予为叛将崔立立碑的事实。作者不仅把前因后果和事实经过交待得明明白白，而且丝毫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有所隐瞒，相反则坦率地承认了这是自己的“少年之过”，当终身引以为戒。并且还澄清了此举并非元好问一人所为。这种敢于直书事实的做法，较之王若虚讳言其事，元好问在其《外家别业上梁文》中推脱为“命由威制，倭岂愿为”的态度，更显示出刘祁不饰己过，莫讳人非的可贵精神。
    总之，正是由于刘祁写作态度严谨，撰述据实直书，不曲笔讳饰；加上其叙事时文笔厚朴无华，所记又不涉虚妄，罕淡怪异（注：清人李慈铭曾认为刘祁“文笔颇拙”。其实以朴实无华的文风叙述金末史事，正是《归潜志》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一个原因。李氏之语见商务书馆出版《越缦堂读书记》下册第985页。）。因而《归潜志》 备受历代学者褒誉，引为治金史者的首选资料书，刘祁本人亦因此而被称为《金史》功臣。
    三
    《归潜志》一书，是在江山易代，战乱频仍，大量载籍毁于兵燹，从而使有金一代历史面临失传的危险的情况下撰写的，因此，它的问世，不仅使金末大量珍贵的历史事实得以记载保存下来，而且为后来元代史官顺利地、高质量地修成《金史》在资料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因而，《归潜志》成为研究金代历史特别是研究金末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归潜志》是元修《金史》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
    元代史臣撰修《金史》时，在广搜载籍，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丛言》、《松漠纪闻》与《大金国志》等书皆不足取，唯“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注：金史，卷115，完颜奴中传赞）。因此， 元修《金史》，史臣撰述金末史事，多视《归潜志》为资料渊薮，加以广征博采。对此，元代史官亦承认：“（刘从益）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为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注：金史，卷126， 文艺·刘从益传）。《金史》的列传部分，特别金宣宗，哀宗以后的大部分列传，几乎全文采录《归潜志》相关人物小传的内容。如李纯甫、王郁、雷渊、宋九嘉、辛原、庞铸、程震、乌古孙奴申、哀宗宝符李氏等人的本传。其中有稍作改字易文者，亦有略作变通润色者。有些列传，则采录了此书的部分内容，如赵秉文、王元节、陈规、聂天骥等人本传。尤其是《哀宗本纪》，绝大部分内容均采自《归潜志》卷十一《录大梁事》。对于《归潜志》对元修撰《金史》所起的作用，明代著名学者王士祯曾给予极高评价：“《归潜志》……盖纪载金源一代人物事迹，而国家盛衰兴亡之故亦因以见焉。……按金自崔立之乱，中原板荡，文献放失。赖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开史局，搜罗掌故，京叔、裕之之书皆上，史馆捃摭为多焉。……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讬则传；则传；不得其所讬，则沦于烟莽，而后世徒有文献无征之叹。文士之关于国家讵细故如是哉！是《志》可以观矣”（注：归潜志附录王士桢《归潜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