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金史》不仅广采《归潜志》中所载之人和事，对于刘祁在书中对金末重大时事的评论，亦往往援引为据，以代史臣对某一史事的批评。如：
    《金史》在抨击金末近待权重时，转录刘祁之论以成说：“金人南渡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使’。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固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注：金史，卷111，完颜讹可传，归潜志，卷7，近侍权重）。而哀宗因循不改，终至国亡。
    《金史》在批评金代兵制之弊时，称：“故浑源刘祁谓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注：金史，卷44，兵志·兵制，参见《归潜志》卷7 《金史兵制最弊》条）。（按：“签策”是金代签发汉人丁壮从征的制度，对生产破坏极大。）
    此外，《金史》卷115《完颜奴申传》对南渡后宰臣的批评等， 亦都援引刘祁之说以为据。
    2.《归潜志》是后人研究金末历史时，可补《金史》记事论事之缺遗的重要参考书。
    对于《归潜志》在补《金史》记事缺遗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二方面作些分析。
    一则，可补《金史》记载金末史事的缺漏。如：
    《归潜志》卷五：“刘户部元规，字子正，咸平人。……天兴改元，诏使北朝，不知所终”。刘元规，《金史》无传。据《金史·哀宗纪》：正大九年二月（按是年正月，哀宗改元开兴，旋又改天兴），翰林待制冯延登使北来归。三月，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国世荣为讲和使。四月，改元天兴后只记：“遣户部待郎杨仁奉金帛诣大元兵乞和”，而不载刘元规使北朝之事。刘祁是书所载，正可补《哀宗纪》之缺。
    又如在金代币制的记载方面，《金史·食货志·钱币》中关于金初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迁都之后制行交钞，与旧钱并用；正隆三年始铸新钱，日正隆通宝，亦与旧钱通用；大定十九年始铸大定通宝；泰和四年八月又铸大钱日泰和重宝，与交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为贞祐宝券；兴定元年造贞祐通宝并于二月诏行；更造兴定宝泉，于元光元年二月颁行；元光二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的记载，其所记金代钞法，屡易其名，几近十次。这些记载与刘祁《归潜志》卷十中关于金代钞法更易的记载基本相合，但刘祁书中“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通货，曰宝泉、珍宝、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抵银。一起一衰，迄国亡而钱不复出矣”的对金代后期钞名更易的记载，其中“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通货”，以及“珍宝”、“珍会”、“抵银”等项，却为《金史·食货志》所不载。按刘祁生当金末，亲见当时货币的流通使用，又文风朴实，所记当不误，足可补《金史·食货志》之缺漏。
    此外，《归潜志》对于金末学术文化的记载，亦较《金史》为详，可补其缺。如该书卷八载：“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今查《金史·哀宗纪》：正大五年十一月，进《宣宗实录》，不载撰人。《王若虚传》：“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雷渊传》则不载其同修《宣宗实录》事。《归潜志》不仅记载了领修、同修人员，且录其不同撰史观点的争论，亦可补《金史》有关纪传之缺遗。
    二则，可补《金史》在人物史事评论方面的不足与偏颇。
    如前文所述，刘祁在撰写《归潜志》的过程中，既不没人之长，亦不讳人之短，而是力求据实直书。因此，本书在评价其所记载的人和事的时候，就能够做到立论翔实确凿，评价公平允直，而且个人偏见亦较少，有些评论较《金史》高出一筹。如对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云：“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金史》此论，几乎成为其后封建史家认识与评价完颜亮的基调，连清代赵翼甚至亦认为“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注：廿二史劄记，卷28，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但是，《归潜志》在当时，却能独抒己见，认为“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采。为藩王时，曾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淮阳，望江左赋诗云：‘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意气亦不浅。（注：归潜志，卷1，海陵小传）。“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 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材，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注：归潜志，卷12，辩亡）。刘祁此论，应该说是较为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完颜亮的才能抱负与统治的是非功过，既没有因完颜亮淫暴而无视甚至抹杀其在金代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亦未因其对金代社会发展有所贡献而讳言其恶、文过饰非。较之《金史》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念与纲常伦理道德的目的出发，简单、片面地以成败论英雄，肆意诋毁历史人物的作法，《归潜志》的评论，显然更为公正和客观，令人信服。
    《金史》对金代统治者的个人过失语多隐讳，尤以金末宜、哀二帝为甚。“在《礼》：‘国君死社稷。’哀宗无愧焉”（注：金史，卷18，哀宗纪）。这就是《金史》对哀宗的最后评价。而在《归潜志》中，虽认为金朝灭亡是多方面原因所致。然而仅就哀宗的个人过失来说，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劲敌而不能自振也”（注：归潜志，卷12，辩亡）。刘祁的这些看法，不仅足以纠正《金史》对历史人物评伦的偏颇与不足，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研究和评价金代历史人物，亦不乏可资借鉴与参考之处。
    《归潜志》除了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可补《金史》的缺憾外，在对某些史事的评价上，也较《金史》分析透彻。如《金史》对金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虚实真假与利弊得失，尤其是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的政策的评论，不是曲为之说，就是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归潜志》对此却直言不讳：“大抵全国之政，杂用辽宋法令而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藩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又编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谟谋，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语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臣尽力，难哉！”（注：归潜志，卷12，辩亡）
    总之，由于《归潜志》立论于据实直书，因而提出了许多极有见地的看法与认识，不仅受到元代史官的充分重视，而且也深得后世史家的褒誉。如清人宋定国曾谓：“（《归潜志》）……悉载当时得失。论断鉴观，前贤所珍，询不妄也”（注：《归潜志》附录宋定国《跋》。）。卢文绍亦指出：“余谓京叔危乱之时。国亡之后，幸而完归，追述交游闻见以著为是书，修《金史》者亦颇取裁于是。乃其论一代之盛衰与其所以亡者，实为确当，可为后来之龟鉴。”（注：《归潜志》附录卢文绍《跋》。）
    以上，对刘祁《归潜志》的主要内容及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作了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应当指出，刘祁在经历了金元易代的离乱后，归隐故里，在“四壁萧然，日惟生事之见迫”（注：归潜志，卷13）的困难状况下，撰述《归潜志》，难免有闻见不备，传说互异或不及深考的情况，因而使其书存在某些缺憾之处，如官爵未备录，年月不详记，人物姓名、字号、里望等亦间有差错。又由于其书乃“暇日记忆，随得随书”而成，因而在体例方面也有欠精审之处。但毕竟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特别是在今天，在元好问《壬辰杂编》早已亡佚的情况下，《归潜志》对研究金末元初历史的价值就更显珍贵。对此，清国库馆臣曾作了十分恰当的评价：“谈金源遗事者，以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金史》亦并称之。《壬辰杂编》已佚，则此《志》尤足珍贵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归潜志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