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乔治·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历史系教授、国际史学会副主席，专长西方史学史，对德国史学史尤有独到的研究。1984年5-6月，他应我院历史系邀请，来华讲学，先后作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中的地位”、“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倾向”等学术报告。本文是他为《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第二版）重写的绪论。限于篇幅，译者把原稿的126个附注压缩为81个，并对某些附注的内容作了适当的简化。本刊将分期刊载。
    本书前几章写于1972-1974年，是对那个时期历史研究潮流的估价。当时，人们认为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抛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不再强调对历史事件的记叙，而着眼于各种社会结构和力量，寻求建立“历史的社会科学”。①但在历史的社会科学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的科学性表现在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来概括各种关系。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3年曾断言，归根结蒂，“不能用数量关系表示的历史不能算作科学的历史。”②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ffrey Barraclough）曾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邀，为它主持的介绍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多卷本丛书写了一卷《历史的主流》。他在这本书中写道：“对数量关系的寻求无疑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新倾向，也是区分七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同历史观念的最明显标志。”③然而，即使在七十年代早期，对于数字在历史中的地位，看法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前面几章中，我们已经考察了历史的社会科学的不同表达方式。尽管数字和电子计算机的魅力很大，计量史学并没能在欧洲，甚至也没能在美国主宰历史研究领域。在美国，计量学派的“新经济史”沿着模拟实证理论自然科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方向走得最远。它们根本摒绝了对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研究而代之以抽象的、用数量关系表示的理论模式。④但是，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大部分历史著作并没有使用这种物质决定论的方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显然摆脱了历史主要是叙事，而叙事本身就包含了对历史的解释的那种传统观念，⑤但还是承认历史牵涉到若干特殊的文化因素，在这个范围之内是无法用数量来概括的。在某些纲领性的声明中，⑥费尔南德·布劳戴尔（Fernand Braudel）和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是不赞成强调文化因素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的《年鉴学报》上充斥了以诸如气候和生物学等硬性事实为依据的文章，⑦它们企图把历史表现得既与人的活动无关，又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布劳戴尔和勒·罗伊·拉杜里在他们实际的历史写作中却又承认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意义。说到底，对所有历史学家说来，历史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历史意义不能单纯地归结成一种数量关系而是要求理解。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所有把历史看作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无论是研究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学之间关系的年鉴学派，还是研究政治权力与社会控制的西德社会史学家，或是研究社会与意识形态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全都研究文化，因而也就研究了文化的意义。但是，他们和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代表传统认识论立场的历史学家，像J·G·德劳森（J·G·Droysen）、威廉·狄尔秦（Wilhelm Dilthey）以及R·G·科林伍德（R.G.Colling wood），有明显的区别。他们认为对历史的理解不能仅仅依靠对历史上杰出人物意志的体验而应该对发生在具体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人类集体行为作深入的分析。因而，他们认为，单纯叙事是不够的；他们虽然承认“创造历史的是人”，但同时还认为“人们是在他们不能选择的环境中创造历史的”。⑧
    我们已经举出三种重要的思想流派：年鉴学派的经济人口统计史，西德的政治社会史，西欧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史。当然，在历史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并非只是这几家。如何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历史？这三派各有不同的概念，但都承认对任何政治行为和思想表达都不能从表面上判断其价值而应把它们放入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考察。这三派都相信研究工作应该严格遵循方法论指导，而且要有高度的总结概括。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描述历史，而且是解释历史，对他们说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正是由于对方法和理论的高度重视，他们才把历史理解为科学事业。他们同意实证资料和数据能够给予历史学家以信息，但也同意这些信息本身并不能回答一个希望了解历史联系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要想了解历史就必须重视意义和价值，因为恰恰是这些意义和价值组成了每个社会的基本纽带。
    作为年鉴学派第二代历史学家，布劳戴尔的弟子们对于文化因素，这是历史背景和环境的一部分，可能最为漠视。布劳戴尔曾特别强调人类作用的局限性，他认为，这种局限性是由人类的物质环境和自身的生物性所决定的。布劳戴尔在他七十年代后期完成的《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一书中，强调了地理的、生物的、社会结构的和经济的种种非人力结构的主导作用，几乎完全否定了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作用。年鉴学派在六十年代曾发表大批文章、著作去探索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在人类社会中的控制作用。⑨勒·罗伊·拉杜里发表于1966年的《朗格多克的农民》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图解式理论相仿佛，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把社会现实划分为彼此有因果关系的三个层次。基础层是由诸如地理、气候、生物以及基本经济特点等决定性物质因素组成的；组成第二层的是那些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比如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组成第三层的则是那些暂时起作用的因素，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和文化思想表现都属于这一层。然而，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种生搬硬套的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在年鉴学派的著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著作中，稍后，在乔治·迪比（Georges Duby）、罗贝尔·芒德录（Robert Mandrou）、以及雅克·勒·戈夫（Jacgues Le Goff）等人的著作中， 都说明在年鉴学派的传统中包含有对思想文化的关心。尽管勒·罗伊·拉杜里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中，把文化归结为硬性的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他仍然对法国南部的新教改革作了深入研究。新思想史的范例则是吕西安·费弗尔研究拉伯雷时代对宗教所产生的怀疑的巨著。这种新型的思想文化史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思想文化史截然不同。它的注意力已经不放在大思想家们所明确表达过的思想观念上，而是放在对精神作用、思想结构、世界观的分析和对思想的语言表达的分析上。不是大思想家影响了时代，而是时代潮流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局限性。费弗尔认为，服务于思想的“精神工具”代表了产生思想的、可以度量的硬性结构。在他看来，根据直觉理解进行解释的方法，这曾经被狄尔泰和科林伍德看作充分的认识论核心，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与对待政治事件一样，对某种思想表现也不能凭表面去判断其价值，而应该加以深入分析。在六十年代年鉴学派著作中，无论研究物质文化的还是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都固执地坚持实证主义。他们相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历史应该是实证的，因而可以用计量方法建立种种模式并进行概括。但同时他们也承认实证主义在揭示历史上人类生活的环境结构方面的确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