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史坛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家庭史学的迅速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从1952年到1976年，美、英、法三国出版的家庭史专著和论文达到一千八百余种，大约八倍于此前三十年同类著作的总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的采用，一系列崭新的研究成果脱颖而出，某些被历代史家所深信不疑的结论，已受到怀疑甚至被推翻。对于这个史学新流派，本文将从两个侧面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当代西方家庭史学兴起的背景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危机，变化剧烈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使历史学家的现实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他们头脑中的社会历史观和史学本体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应该从何着眼去重新探寻历史行程的方向？最终决定历史方向的力量在哪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不得不摈弃兰克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随着年鉴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前辈们笔下的历史，往往仅限于“尘埃”一般的表层，那不过是国王、教皇、外交家以及将军们头脑中思想意识的展现过程。那些在档案馆的陈编故纸中没有留下多少记载的底层群众则被完全忽略了。但却是他们潜伏运动在深层，无声地决定着历史进程的速度与方向。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相信：“农村史再也不能从法律和制度为主的角度进行研究了，……巴黎那些坐在扶手椅里撰写领主权的历史学家们永远无法把握这一主题。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对于农民的心理活动，每天的农活安排，干草、肥料和猪身上的气味知道些什么呢？”①这番话形象地说明了历史学家正在把研究的目光移向何方。五十年代以后，大批历史学家竞相转入对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新经济史，劳工史，人口史，妇女史，种族史，选举史，城市史，心态史，两性关系史和民众文化史等一大批新兴学科随之建立起来。这一时期，家庭史也应运而生。它把数以万计的普通人在家庭中的生产生活状况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同史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为名人做谱牒的家谱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对底层群众历史的重视，为家庭史学之兴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不过，还有一些更为直接更为具体的原因推动着家庭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举其荦荤大端者，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二战以后西方家庭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上家庭状况的浓厚兴趣，从而要求历史学家从家庭史的角度作出回答。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认为：“西方家庭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性的习俗正在被盘尼西林和药丸所改变，它们排除了婚外性关系的两个主要危险。随着妇女争取平等的要求增长了姘居的倾向，随着夫妇对婚姻的浪漫期望被证明为不现实，离婚率急剧增长到50％。随着眼光较长远的父母考虑到自己在金钱、时间、精力和感情方面的代价，想要孩子的数目戏剧般的下降了。已婚妇女放弃了保育室和厨房，涌入劳动大军。一些人把这些变化看成是对社会组织的威胁，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是对现代新的生活条件的可喜调节。为了认识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大家都想知道过去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家庭的黄金时代？或者仅仅存在大男子主义专制，虐待孩童，冷酷无情，经济剥削，感情淡漠和性失意的悲观记录呢？弄清这一点，似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重要的。”②
    其次是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艰难坎坷。二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取得民族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开始走上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它们买设备，引技术，学管理，搬制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化移植到本国的土壤中。但是事与愿违，原先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坟墓。这痛切的教训促使一批对现代化问题感兴趣的历史学家逐渐重视历史上的家庭状况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们意识到：西欧之崛起，不仅有其政治、经济原因。还有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英国家庭史学家杰克·古狄说：“家庭与天主教会内部和外部的改革，与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工业社会的到来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广泛意义。吸引了马克思和韦伯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智慧和想象力的问题--‘西方的崛起’与‘西方的独特之处’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时期内，家庭和婚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先前家庭的哪些方面可能促进了西方的崛起？从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式中产生了哪些特征？……在早先的家庭、亲属关系和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被视为现代世界之特征的有利于流动、积累、承认男女双方家系，‘爱情’以及个人主义的方面吗？这些方面是否为欧洲、西欧、西北欧甚至英格兰所独具？”③
    第三，相关学科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渗透，数理统计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巴勒克拉夫在分析五十年代以后历史学的新趋势时指出：“社会科学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对历史学研究发生了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思维范畴。这些范畴已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检验，获得了声望，至少使人们不得不加以承认。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④在家庭史学家的著作中，相关的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范畴随处可见。如社会学的“大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和“家庭周期”，人类学的“亲属结构”“乱伦禁忌”“内婚制”“外婚制”，心理学的“力比多”“口舌阶段”等等。虽然有时难免生吞活剥，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利用这些范畴所包含的理论，成功地说明了家庭史的许多问题。然而，跨学科研究的方式还不仅止于此，历史学家有时同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联合起来组成攻关小组。1964年，剑桥大学为了研究英国家庭史，组建了“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在这个组织中，除了历史学家以外，还吸收了电子计算机的程序设计者，统计学家，数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生理学家，营养学家，遗传学家和流行病学家。”⑤
    五十年代以后，电子计算机问世。美国历史学家率先把电子计算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此后，西方各国许多历史学家竞相效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研究的史学领域继而扩展到人口史，家庭史，城市史，国会史，选举史和种族史。由于采用新技术手段，大批靠传统手段无法加以利用因而沉睡百年的史料被挖掘出来了。仅以同家庭史密切相关的人口史为例，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欧洲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的国家--英国是从十八世纪末才开始这项工作的，要对在此之前的欧洲人口状况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电子计算机和数理统计方法，人口史学家和家庭史学家都可以利用教会对洗礼、婚礼、葬礼的记录，这种对数以万计的普通人所作的记录从十四世纪以后就逐渐完备，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延伸了家庭史研究的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