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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的欧洲史学(二)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北京师院学报(社科版 乔治•伊格尔斯 参加讨论

新社会史几乎处处依赖社会科学,但它们所依赖的社会科学本身与十年前已大不一样了。不过,继承总是多于扬弃。然而,那种陈旧的、以研究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思想、行动为满足的历史编纂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的历史。中心是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因为这些学科是探求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的,并把人看成历史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大家的兴趣中心已不再是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等研究限制人类自由的外部环境的科学。然而,新社会史与旧思想史有着明显区别。新的社会史学家不再强调分析个人的思想观念,而只重视社会集团的集体观念。他们把文化看成一种价值和意义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是不能用简明的语言来阐述的,而必须诉之于符号的运用。那种硬性实证资料曾经是六十年代经济与人口统计学派科学历史概念的核心,现在这种资料已显得很不充分了。克里福特·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他写道:“麦克斯·韦伯说得很对,人是用自己织的一张‘意义’(significance)的网把自己悬吊起来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那种网。”他又说:“文化表现为用符号体现出来的意义类型,这种意义类型是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文化表现为有内在联系的、人们用来交流思想、做种种事情并发展自己生活知识的、用符号形式表现出来的概念体系。”对人类学以及用人类学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来说,“最恰当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分辨出种种不同的意义结构,来找出实际的日常生活的逻辑。”(35)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再度转向研究个别事件或个人,就象卡罗·金兹伯格在他对磨坊主米诺基欧的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因为,即使一个行为古怪的人(米诺基欧无疑是个怪人)也要加入到这个用符号表达的某种文化交流的世界。对符号意义如此强调,显然要陷入某种危机,因为它缺乏实证社会科学鲜明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对于五十、六十年代时期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结构史学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否定了这种鲜明的方法论就打开了通往用直觉和感情来进行判断的大门,从而否定了清醒的理性指导。然而这两种历史研究法并非绝对相互排斥。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评论过的,“这种关于人、思想、观念和事件的新历史与其说取代了偏重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历史,不如说是对那种倾向的补充。”(36)
    从启蒙时代以来,也许国际历史学家还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社会。不仅在历史编写中国别变得模糊不清,而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尖锐对立也变得缓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历史现象放进物质环境中去考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承认上层建筑的作用。图解式的“发展规律”的概念已经淡漠了。葛兰西的社会文化优势概念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联系架设了桥梁。法国传统的伟大历史作品已经变成全体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共同财产。与前个时期相反,大量的具有年鉴学派倾向的作品译成了英文。西德、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及其他地区的史学家对年鉴学派已十分精通。历史人口统计学在五十、六十年代还只是流行在法、英和瑞典的一种研究模式,现在已普遍流行。E·P·汤普森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即使在英、美这样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对抗态度的国家,也对它们社会历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37)
    研究“精神心理”的新历史和关于大众文化的新历史并没有与六十年代的以布劳戴尔作品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史彻底决裂。而七十年代的新社会史正是建立在研究思想意识与大众文化的新历史基础上的。布劳戴尔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物质文明》一书最后完成于1979年,在这本书中,他已经令人奇怪地放弃了对生活环境结构的强调。虽然,布劳戴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在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上,放在卫生保健、饮食、服饰和经济活动上,人类仍然显得象是非人力量手中的一件玩偶。东德历史学家于尔根·基辛斯基(Jurgen Kysynski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继承并发扬了布劳戴尔使历史上物质生活再现的方法,对诸如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进行考查。(38)勒·罗伊·拉杜里在《蒙泰卢》一书中出色地说明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生死观的关系。勒·罗伊·拉杜里已不再使用充斥于《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的人口统计和物价变化曲线图。但他对法国南部这个小村庄的研究是坚定地建立在勒·罗伊·拉杜里称之为“蒙泰卢生态学”基础上的。这是对蒙泰卢村庄中集体精神生活赖以发生和存在的经济社会生活环境所做的极为深入的考查。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已经消失的个人活动,在《蒙泰卢》中又出现了。当然,资料来源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方式的不同。表示租税、物价和人口统计数字的地位已被对宗教审讯的调查过程所取代,因为其中记载了蒙泰卢村庄居民的谈话。勒·罗伊·拉杜里通过他称之为一种蒙泰卢式的考古来寻求破译出包含在这种审讯中的符号意义;考查的对象从身体姿态所包含的意义到神话传说,用这种考古重新组合出当时人们对爱情、死亡、魔法和宗教的态度。七十年代研究“思想精神”的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这种“精神考古”法。人们上述种种态度,是植根于潜意识当中的,而且表现为日常行为。但正是这些态度,而不是那些有明确定义的观念,构成了宗教审讯的主题。为了探索处于向近代转化的时代的大众意识,雅克·勒·戈夫(39)和E·P·汤普森初步提供了一种模式。要实践这种挖掘文化的“考古”,首先必须沉浸于大众文化之中,然后才能组合出大众生活的情景。正如纳塔利·Z·戴维斯(Natalie Z.Davis)、E·P·汤普森、 勒·罗伊·拉杜里和其他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用来破译大众文化的钥匙就埋藏于宗教仪式、民间歌曲以及节日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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