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魔法、疯狂、社会畸形、性生活和死亡，这些非理性事物的表现对于新的大众文化史学家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早在六十、七十年代之交，凯思·托马斯（Keith Thomas）（40）和罗贝尔·芒德录（Robert Mandrou）（41）就曾经通过对各种判决的研究来寻找人们对魔法和巫术的态度是如何分别被近代世俗的态度所取代。芒德录主要集中研究法官，但托马斯则广泛地研究了魔法和宗教在大众文化中的作用。托马斯认为近代世俗观念的转变并不是新兴科学或资本主义兴起的结果，因为这种转变在此以前已经发生。罗贝尔·米凯姆德（Robert Muchembled）（42）在对巫术衰败历史的研究中表现出了一种浪漫的感伤情绪，因为他认为巫术是自治传统和大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后来被富有的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无情地镇压了，从而使得大众文化也黯然失色了。米歇尔·富科特（Michel Foucault ）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写成了一本精神病的治疗史，对启蒙时代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态度提出了批评。因为他认为神智健全与否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自十八世纪以来，近代医生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并不人道，他们企图掩盖的“倾向不过是把所有举止异常的人从社会中隔离出去”而已。（43）迪克·布来秀斯（Dirk Blassius）则通过对十九世纪德国对待精神病人和犯罪分子的态度取决于当时政治和社会动机的研究进一步为米歇尔·富科特的悲观论调提供了根据。
    对死亡问题的研究兴趣强烈地表现在一批著作中，在法国尤其如此。（44）阿里埃斯（Aries）肖尼以及沃韦尔（Vovelle）等人研究的出发点是，从十八世纪以来，死亡问题逐渐成为个人私事并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到今天已变成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了。这些人使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方法。阿里埃斯在一篇论述中世纪以来西方对待死亡态度的论文中，利用的是文学资料和肖像研究，从而主要反映出上层社会的态度。另一些人则是用计量方法。弗朗索瓦·勒布伦（Francois Lebrun）1971年发表了《十七--十八世纪安如的人与亡人》，他把对地方人口统计和经济资料的分析与对人们态度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发现基督徒对待忏悔的态度与公共卫生措施是矛盾的。宗教与世俗公共卫生发生矛盾也反映在对待瘟疫的态度上。这正是卡罗·西波拉研究十七世纪发生在托斯坎尼一个村庄里鼠疫的论文的主题。在肖尼和沃韦尔的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死亡概念的非基督教化。肖尼，尤其是沃韦尔（45）还展示了计量方法对于“心理意识”的历史研究是多么有用。因为他们通过对十七、十八世纪几千份遗嘱的研究分析，找出了举行葬礼的非常细致的条款。这种系统的研究方法与里夏尔·科布（Richard Cobb）的方法大为不同。科布在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四百零四例暴死案例的研究中，拒绝使用一种条分缕析的研究方法，而是让档案中保存的审讯程序自己去说话。（46）
    从计量方法向质变方法的转变也反映在家庭历史的研究领域中。然而这两种方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用实证方法来研究家庭历史是在五十、六十年代开始的。法国的路易·亨利（Louis Henry）用计量方法写的研究人口的著作和他所领导的“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所”以及“剑桥大不列颠人与社会结构历史学社”奠定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基础。由于缺乏官方统计资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统计历史学家使用了教区档案来再现各个家庭。有人认为这种作法毫无意义，因为它除了能告诉我们每对夫妇的生育能力以外，在社会集团方面以及家庭关系的性质方面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在皮埃尔·古伯特（Pierre Goubort）的著作中看到，家族繁衍的数字往往可以用来反映出文化（包括宗教）的影响。彼德·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 ）和剑桥集团企图找出近代核心家庭出现的踪迹。从对人口统计材料和物质因素的兴趣转而寻求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是七十年代著作的一个重大特点。劳伦斯·斯通（47）、克里斯托弗·拉奇（Christopher Lasch）（48）， 以及让-路易丝·弗朗德林（Jean-Louis Flandrin（49））都强调思想态度的变化往往引起相同程度的家庭生活的变化。查尔斯·梯里（Charles Tilly）和路易斯·梯里（Louise Tilly）曾说，“在一种新的唯心主义看来，家庭生活的变化是由于一套新思想体系的形成或世界观的总变化所引起的”。（50）劳伦斯·斯通在他雄心勃勃的巨著--《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生活与婚姻》一书中，有意识地放弃了硬性的人口统计结构的方法，转而研究价值和情感的问题。这就牵涉到研究方法的问题，因为没有多少资料反映普通人民的思想态度。由于不仅要注重人口统计的证据，还要依靠诸如日记之类的图书馆资料，从而，由斯通导致了一种偏重研究统治阶级的倾向。斯通认为“统治阶级的生活和语言表现了全部人口的日常生活经验。”（51）让一路易丝·弗朗德林虽然愿意使用统计法研究但又不愿陷入实证主义，因而她转而寻求文学上的证据，诸如教会规定、宗教法规、苦行赎罪书等等，来说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的两性关系。（52）只是在最近若干年中，对妇女历史的研究在欧洲才引起严肃注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美国影响的结果。以前对有组织的妇女运动的研究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妇女社会史。妇女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劳工史研究重心的转移相类似，现在主要研究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工业化对妇女生活的影响。
    劳工史研究的重点也从强调社会结构、经济因素转向对文化和意识的强调。虽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从狭窄的经济解释方面解放出来，但查尔斯、路易斯以及理查·梯里在《反叛的世纪：1830-1930年》一书中仍然企图分离出一些可以度量的因素。他们集中研究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的德国、意大利、法国所发生的集体暴力行为的地点、频率以及形式的变化，但也研究了政府的不同反应，以及工人群众的政治观、社会观。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工资劳动概念为基础，东德历史学家哈特莫特·茨瓦尔（Hartmut Zwar）对1830-1870年期间德国工业化早期阶段，莱比锡工人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出现进行了研究。他使用了几千份个人档案找出了他们各自的社会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倾向，从而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集体传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的最激烈的批判首先来自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出版），随后，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详尽地进行了阐述。到目前为止，汤普森继续相信阶级在社会冲突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强调阶级是一种“关系”，一种“历史现象”；“阶级意识是用由传统、价值系统、观念以及规章制度等体现的用文化术语来处理各种经验的方式”，“在阶级的组成上，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样重要”，“这是由于这些人们自己的生活历史所决定。”（53）这种阶级定义实际上否定了阶级成分的存在。实证方法之所以被反对，是因为它把完整的历史进程搞得支离破碎，人的能动性方面被遗漏了。阶级关系存在的具体条件也被忘掉了。在某种意义上，汤普森回到类似古典历史主义的立场上，因为他坚持认为“阶级的概念一定不能脱离历史关系的概念，”因此，阶级概念就不能用抽象的概念形式来说明，而是只有用真情实感才能理解的“体现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54）汤普森显然乐意对“历史是一门科学”的概念重新加以估价，并再次使历史的叙述与文学、艺术联系得更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