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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典历史主义相反，汤普森看待历史斗争是从被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群众的道德经济》和《辉格党与猎人》等书中表现得很清楚。他认为被统治的人民在和上升的资本主义发生冲突时是有很深刻的道德方面的原因的。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在许多有关工业化时期和前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历史著作中起了作用。在德国格廷根市的麦克斯-普兰克历史研究所，一个研究小组在1978年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理论性文件：《工业化时期与前工业化时期》，他们认为原始的工业化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他们研究了经济和人口因素在家庭和生育类型变化中的相互作用，指出家庭和生产作用紧密相关。他们不仅考虑了非人的因素，也考虑了人自身的因素。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研究了原始工业化时期生产者对新工作环境在文化上的反映，他们出于清教的勤俭道德而反对挥霍浪费，他们把前工业化时期的时间观念与工作观念都带入了近代社会。梅迪克与汤普森、罗德（Rude）和霍布斯鲍姆看法相类似，认为劳动者的反抗往往以竭力坚持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形式出现，而较少采取公开暴动或粮食骚动的形式。在法国、英国，尤其是在西德，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变成一个热门。1978-1983年间， 格廷根的麦克斯-普兰克历史研究所的重心已从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向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显然，他们觉得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举止比那种定义分明的观念更值得研究。（55）这家研究机构与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联合组织了多次会议，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瑞典和美国的以人类学为指导的专家学者荟萃一堂。1982年出版的《阶级和文化》就是这种国际合作的成果。这卷书的批评者认为，它实际上用相对说来难以把握的文化概念改造了阶级概念，把客观现实置于完全错误的地位，过份强调了日常生活的象征意义和日常的思想态度，以致忽视了政治因素的作用。事实上该书作者是在号召大家运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研究一种具有全新逻辑的社会现象。如果说社会科学从传统上就承认存在着一套“必不可少而且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关系，（56）那末上述号召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从观察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来理解世界的社会科学。梅迪克认为，“如果说社会学是研究观察对象的社会科学，那末使新社会史获得大量信息的人类学便是阐明这种研究观察对象的社会科学的学科。”（57）问题又回到历史研究的对象上来了。现在，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普通人而不是杰出人物身上。但另一方面又重新出现了对特殊环境研究的兴趣，以便抓住文化的意义。这里，描述又让位给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