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使用社会科学概念的时候，对实证主义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了解得更清楚。我们已经注意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分析中，文化因素都起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科学的两个不同概念是互相冲突的。一个强调客观作用、经济基础的第一性；另一个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核心作用。在路易·阿尔蒂塞（Louis Althusser）⑩和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强调客观作用、经济基础第一性的现代公式。他们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人道主义”形式的理论家所强调的人的能动作用都持否定态度。七十年代出现了许多研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著作。它们都反复重申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些书包括：居伊·布瓦斯（Guy Bois）的《封建主义的危机》，（11）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从古代向封建时代的过渡》和《专制王朝》，（12）最重要的要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论述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辉煌著作。（13）在这种历史中，个人的作用消失了，变化的发生是由于非人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经济力量的结果。这些作者的政治观点，他们对剥削、对社会发展变化（即使是缓慢的）的看法可能不同，但在社会科学是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上，他们的概念与布劳戴尔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却颇为相似，他们都强调物质力量的作用，即使对物质力量的理解不尽一致。因此，一部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像威托德·库拉（Witold Kula）写的《封建制度的经济理论》，却由费尔南德·布劳戴尔撰写序言出版，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我们在本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那一章里已经谈到，在七十年代，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都强调了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当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 ）在他对无套裤党人的研究中试图既承认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又坚持社会发展阶段论概念的时候，E·P·汤普森（E.P.Thompson）却认为是道德的经济而非经济本身决定了群众的政治行为。当然，汤普森可能怀疑历史究竟是不是科学。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又回到了传统的历史主义概念，强调文化现象的独特性、质的特性而否定数量分析，并且提倡运用描述性的叙事体。（14）
    我们看到，七十年代在西德也涌现一批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也把历史看作“历史的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既不同于计量学派和年鉴学派，也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受麦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影响（附带也受到卡尔·马克思的影响），承认各种意义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他们认为一个社会是由各种意义组合起来的，这些意义是一系列价值的体现，它们不能被简化到用数字来表示。一句话，历史是一门需要从质上理解的科学。这种历史观与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则在于，它认为通过再现历史故事去了解历史环境和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把历史进一步提高，实现理性化和概念化。在他们眼里，历史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志之外而人类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与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这些政治社会史学家也企图把在现代社会中起作用的种种社会力量用公式表示出来。和其他现代社会历史学家一样，他们从系统的社会科学那里借用了许多概念和方法，当然也包括计量方法。他们知道，根本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因而在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的时候，就必须有选择并讲究实际效果。
    大约十年前，当我完成《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时，把历史作为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情况大体如上所述。从那时以来，国际上历史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几年前，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一篇文章曾引起轩然大波。（15）他在文中说，七十年代前期新史学所赖以存在的种种假说连同它寻求建立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梦想大部分已经被人们抛弃。他认为，想把历史当成科学不过是一种“神话”。（16）在过去若干年中，人们对计量方法颇为失望，而计量方法正是人们想使历史研究科学化的核心。美国的计量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年鉴学派都曾认为历史将变成一门严格的科学，这种轻率的乐观主义已经破灭了。最近的历史著作又从强调分析回到叙事上来，侧重于“对人的研究而不是对环境的研究。因此，这些著作和那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打交道，而不是和那些一般的、抽象的统计资料打交道。”斯通的结论是：“新历史学家所发动的，回到叙事体的运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对历史变化给予条分缕析式的科学解释的尝试宣告结束。”（17）他还认为，新涌现出来的叙事体史学著作“绝非文物工作者的报告书；这种新叙事史学既有主题、又有论述。”（18）然而，在这点上，斯通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从修昔底德到兰克（Ranke）和◆舒雷（Michelet），所有伟大的叙事史作品都是史论结合的。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过去十年的史学著作的方向已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究竟是否与过去的“新史学”发生了如斯通所说的“决裂”，还很难说。“对人们头脑中意识的研究”已经在年鉴学派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表现出来。（19）但把历史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见解也并没有被放弃。虽然斯通主张只有那些能用图解模式进行研究的学科才能归类为科学，但这种主张从来没有被大多数把历史当作社会科学来研究的历史学家接受。过去十年间，出现了许多新杂志，它们都企图把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1982年，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 ）创办了一份《历史·经济·社会》杂志，作为对那种“从方法论上不苛求，对研究问题的范围也不做硬性规定的软性人类学”的反响。肖尼认为，政治和文化作为“第三等级”，不应从历史中排除。因为没有它们，历史就变得“无精打彩”。应该把政治、文化放在它们所发生的物质环境中去，从而产生“简明扼要的、可以计量的、严格的”结果。（20）在联邦德国出现了一个叫作“量子学派”的特殊集团。他们在1977年开始出版一种杂志，专门刊登计量学派“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21）正是由这个“量子学派”集团出面，1982年3月， 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使得北美洲和东、西欧的计量学派史学家聚集一堂。在美国，志在运用行为科学方法来研究史学的“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协会”于1976年10月成立，并出版了《社会科学历史》杂志。另外一些杂志既承认历史是社会科学又强调物质的因素，同时也不反对使用计量手段。1975年，西德出现《历史与社会》杂志（它的副标题是《历史的社会科学杂志》），就现代社会和政治发表了大批文章。《多学科历史杂志》、《社会史杂志》、《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及《今昔》杂志都步《年鉴》杂志后尘，力图把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意大利的《社会史》杂志，英国的《社会史》和《历史园地》等杂志都介绍了一种灵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意大利的《历史季刊》介绍了一种广义人类学观点。还应提及的有用英法两种语言发行的加拿大的《社会史》杂志以及《欧罗巴、多学科杂志》。斯通1979年在《今昔》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因而引起了很大争议。历史学家抛弃的不是社会科学，而是这种科学的机械的数学模式。斯通本人也不同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意见，因为怀特认为历史和虚构文学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斯通仍然承认“在真理和谬误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区别的。”（22）当然，传统的叙事史同样承认这种区别。社会科学历史和传统叙事史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满足于记叙历史事件，而扩大到对社会和社会变革的分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