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斯通毕竟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研究的确发生明显变化。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新历史”，用斯通的话来说，“已经有迹象表明变成了一种没有价值的科学，变成新的教条主义、新的繁琐哲学。它已经变得令人窒息、沉闷、枯燥无味，就像四十年前曾被批判过的那种史学。‘新史学’已经让位给另一种史学，这种史学方法首先强调的是对历史环境的分析，它所研究的对象是由具体地点、具体时间、以及一系列具体因素所组成的具体问题。”（23）在欧美，叙事史学已经复兴得颇为可观，而人们对这种叙事史学的理论也越来越关心了。戈洛·曼（Golo Mann）在其关于瓦伦施泰因的故事中，（24）洛塔尔·加尔（Lothar Gall）在其对俾斯麦的研究中，（25）克里斯蒂安·迈埃尔（Christian Meier ）在其对凯撒生平的研究中，（26）都按照德国传统恢复了传记艺术。在英国，修正学派最近已从原来使用分析方法研究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史转而表现出对个人、上层人士和偶然事件的新兴趣。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动向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新社会史很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并努力掌握历史发展中的实质。 卡罗·西波拉（Carlo Cipolla）不再通过人口统计把鼠疫流行史当作生物现象，而是通过调查一个十七世纪村落里居民对这种瘟疫的反应来研究。（27）勒·罗伊·拉杜里已抛弃了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所采取的经济人口决定论的方法，并且从《蒙泰卢》一书中所表现出的企图再现一个十四世纪小村落里思想世界的努力转而在《罗曼斯的狂欢节》一书中，采取对城市内部斗争加以叙述的方法。（28）
    但是，叙述故事本身并非目的。对过去事件的重新组织是为了说明更广泛的，牵涉到社会环境和历史变化的问题。卡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叙述磨坊主米诺基欧的故事是为了透过个别异教徒的宇宙观去寻求对农民文化的了解。（29）乔治·迪比研究过某次战斗，但不是为军事史寻找战例，而是为了探索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法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30）正如斯通自己所说，新社会史家“讲述一个农民、一次审判或一次重大事件等等故事的目的不在于这些故事本身，而是为了揭示过去的文化和社会中的内在活动情况。”（31）
    然而，新历史处理思想意识领域的方式与传统叙事史截然不同。研究思想意识的新历史的核心在于重新确定思想感知的倾向。这种倾向并非一定是弗洛伊德式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方法和概念对欧洲思想意识的历史产生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心理历史学还几乎只是美国所特有的。到目前为止，这种心理历史学与近代研究思想意识的历史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只研究杰出人物而不去探索这些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32）但是，新社会史家与弗洛伊德都一致认为不能根据各种观念的表面价值去判断，而应研究产生这些观念的思想根源，这决不可能是一望可知的。新社会史对集团的研究兴趣超过对个人的兴趣，即使是研究个人，目的也只是把对个人的研究作为理解集团的手段。新社会史有一种内在的政治倾向，亦即一种与普通人民的紧密联系感。斯通自己在1977年曾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没有一篇进步作品所涉及的对象不是那些被压迫的，而且不善于自我表达的人们--奴隶、穷人、妇女；所谈的问题都是诸如社会结构、社会动乱、家庭和性、犯罪与社会变态、通俗文化以及巫术等问题；几乎没有一篇不使用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借鉴来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没有一篇不使用类似计量方法那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33）由此可见，新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实际上加强了。社会科学已经不再被教条地用来“去制造一种对历史变化的黑白分明的科学解释，”（34）而是实用地用来帮助理解历史的社会环境。
    （待续）
    附注
    ①参阅皮埃尔·肖尼：《历史--社会科学》（Pierre Chaunu, Histoire Science sociale）巴黎，1974年版；赖恩哈德·吕鲁普编辑的《历史社会学》（Reinhard Rürup,ed.,Historische Sozialwissen schaft）格廷根，1977年版； 汉斯-沃尔里希·韦勒：《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家》（Hans-Ulrich Wehle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格廷根，1980年版；还可参阅《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学杂志》（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u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创刊序言，1975年第1期，第5-7页。
    ②《历史的领域》（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巴黎，1973-78年版，第一卷，第22页。
    ③《历史的主流》（Main Trends in History）纽约，1979年版，第89页。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编辑了一套《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主流》（Main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丛书，本书为其中一卷。
    ④唐纳德·N·麦克拉斯基：《计量学派的成就》（Donald N.Mc Closkey,“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liometric School”），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8年第38期，第13-28页。
    ⑤参阅阿瑟·丹特：《历史分析哲学》（Arther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剑桥，1965年版。
    ⑥见费尔南德·布劳戴尔：《历史论》（Fernand Braudel,Ecrits sur L'histoire）巴黎，1969年版；又见版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永恒的历史》（Emmanuel Le Roy Ladurie,“L'histoire immobile ”）载《年鉴》杂志（Annales）第29期（1974年）。
    ⑦与生物学有关的论述，见罗伯特·福斯特和奥莱斯特·兰纳姆编辑的年鉴学派论文选集《人的生物性在历史中的作用》（Robert Forster and Orest Ranum,eds,Biology of Man in History）巴尔的摩，1975年版；关于气候的论述，可参阅勒·罗伊·拉杜里：《历史与气候》（Histoire et climat）载《年鉴》杂志第14期（1959年）第3-34页。 还可参阅他所写的《富足的时代与饥荒的时代--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英文版：Times of Feast,Times of Famine: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纽约市花园城，1971年版。
    ⑧请把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恩选集》纽约，1968年版）第97页与布劳戴尔在其《历史论》（On History）中“历史创造人”的论述作一比较。
    ⑨由罗伯特·福斯特和奥莱斯特·兰纳姆主编，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出版社（the Johns Hopkins Press）出版的丛书中已有六卷年鉴学派文选问世。
    ⑩参阅路易·阿尔蒂塞：《资本论读本》（Louis Althusser,Lire“le Capital”）四卷本，巴黎，1970-73年版。
    （11）居伊·布瓦斯：《封建主义的危机》（Guy Bois,Crise du feodalisme）巴黎，1976年版。
    （12）安德森的两本书均为伦敦1974年版。安德森认为发展阶段的接续只适用于导源于古典文化的欧洲社会，他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乱套的作法。
    （13）《近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到目前已出版了两卷，纽约，1974年以后版。
    （14）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第六章“剥削”，第189-212页。另见其《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纽约，1978年版。
    （15）《叙事史学的复兴：对古老历史重获新生的反映》（The Revival of 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