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理解社会史的学科特征，界定其概念范畴的理论探讨过程中，我们也试图“迈出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注：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这一初步成果，就是经过十年摸索，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史》。
    我们认为，人类的历史、全面的总体的历史，即所谓通史，应该由四个部分的历史有机组成。这四个部分的历史，即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这四个部分互动互制，相互渗透，有机地构成通史。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或是研究目的的不同，才把它分开或是区划出来。我国历代有丰富的史籍，但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的不同，社会史研究直到近年才广泛举起，这是时代发展的召唤和要求，今天我们谈通史，需要把这四个部分的历史都重视起来，适应国家社会建设的要求。
    我们对社会史的理解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它包含的知识，是一个有因果、从属、逻辑、说理的有机组合，形成一个理论性、知识性的系统，而不是一些现象的任意罗列和堆积。各种具体知识内容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说明、彼此依赖的，它们合乎逻辑地、完整地成为一个体系，用来阐明这个社会整体以及它的发展的历史。”（注：参见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就是说，社会史体系结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社会史的研究要注意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强调社会史体系结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并不是人为的、臆想的强加，而是这个“社会”本身的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史体系结构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其中，社会构成部分是探讨社会本身的组成情况，及其存在的各种形态的发展和变迁；社会生活部分旨在探讨社会如何生活、如何运行；社会功能部分，主要探讨社会多种功能的发挥以及当社会功能受阻和产生弊端时，如何进行调整和变革，实现社会变迁。我们认为，“这三个知识组成部分是有顺序的，有因果联系的，逐步深化的，只有全部了解某一历史阶段社会的这三个方面，才算对某一社会有了完整的、深层的、有机的认识，而不是支离破碎、一鳞半爪的知识散屑”。（注：参见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对此，我们曾以生物的人作过比喻：一个高明的医师，首先要对组成生物的人的各种器官有深入的了解，然后他要了解人体如何运动、代谢、循环等，最后他还需对人体各种器官的功能有所了解，如此才能全面地、准确地把握这个生物的人。这个比喻虽不十分恰当，但用以说明社会史的知识体系还是形象而具体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史的知识体系是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有机构成的，而这三个大的层面之下，又有各自不同的多种有机组合。比如人的器官就有脑、手、足等多种。人体的构成、运行、功能大体是不变的，而社会却是千变万化的，这就需要社会史的研究者，视自己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如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来确定其中的详与略、繁与简。事实上，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也存在着逐步深化完善的过程，比如第二部分原来的“社会生活”，就不如“社会运行”更为准确；社会问题中没有涉及会党、土匪等显然于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一个遗漏；社会变迁在导论中已有阐述，但考虑不够成熟，最后删去，如此等等，研究者均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却是任何一种系统社会史的主干，这是我们愈发坚定的认识。以下乃将我们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知识体系作一简单叙述：
    1社会构成
    人口。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没有社会。人口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条件。社会史的人口研究应当包括人口数量的演变、人口的分布与流动、人口的诸种自然和社会构成及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婚姻家庭。婚姻是家庭组成的媒介，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动机、择偶标准、婚姻成立与解除、家庭的规模、家庭关系、家庭变异等都应纳入研究范畴。
    宗族。宗族是家庭的扩大化形态。宗族的社会史研究应包括宗族的形成与解体、宗族的特征、宗族内部结构和关系等。
    社区。社区是比家庭、宗族规模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是其两大主要形态。要研究社区的形成、特点、演化、乡村城市化、城乡交流等内容。
    民族。社会史意义上的民族，可以将其看作为一个特定的社区，要研究各民族的社会概况及相互间的交流和影响。
    阶级与阶层。阶级与阶层是阶级社会中社会构成的核心内容。要研究各个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及其在社会构成中的比例，不同阶级、阶层的产生、消亡、流动等。
    2社会运行
    物质生活。物质生活包括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要探讨物质生活领域的基本状况、新旧嬗递、变异特征、社会影响等内容，以及这些物质生活发生的社会原因和社会效应。
    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与狭义的文化史内容多有重叠交叉，社会史的精神生活主要探讨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等观点形态，以及日常的文娱、闲暇、风尚等具体生活及它们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社会效应。
    人际关系。人们从事物质的、精神的生活，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人际交往来实现。人际关系主要包括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生缘关系，要研究各种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交往与疏离、常态与异态、结构与变迁等内容。
    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运行，除需要人际关系的交往外，有些尚需要社会组织来实现，近代以来，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要研究商会、农会、学会等社会群体组织涉及的多方面内容。
    3社会功能
    教养功能。每个社会都有教育幼童和社会成员以及赡养老年残疾的功能。教养的机构、方式、效果、影响等都对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产生相应作用，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也是社会史研究应当予以重视的内容。
    救治功能。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的大敌，每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灾害侵袭。这里重在研究社会对灾害的御防以及灾害后的救治，其救灾措施、救灾方式、救灾效果是探讨的重点，是某个具体社会素质的一个表现方面。
    控制功能。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出现非良性循环，必然导致诸多社会问题，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就必须加强社会的控制功能。社会控制包括权力控制和规范控制两种。社会史重在研究政权、法律、武装及道德、信仰、舆论等控制手段的运用与效果。
    变迁功能。变迁功能是社会为适应本身发展而具有的自我完善和调节的功能。社会变迁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变迁的效果也有成有败，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也有强有弱。可以说社会变迁是永远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也是社会史研究的终结点。
    以上是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体系的基本理解，十几年来我们正是按照这一基本思路从事具体研究的。当然，正如前所述及，具体的内容要视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取舍，实在没有必要固守这一体系。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本《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与《中国近代社会史》在具体内容上就有一定程度的增删。但有关社会史学基本的理论体系仍然具有其内在科学性。
    在明确界定社会史的定义，进而确定社会史的知识体系后，这里还想就相关的三个问题明确我们的观点。
    其一，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中，我们已明确指出：社会学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社会史则是研究人类活动历史中社会这一部分的历史，是研究人类历史中的一部分特定现象及规律的专史。是的，在确定社会史的知识体系过程中，我们非常注意吸收社会学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并经过整理提炼运用到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中来。就实而论，社会学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知识系统，从马克斯·韦伯、迪尔凯姆到现代林林总总的各类社会学理论，又有几多一致呢？这里不妨举出英国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列举的“令人感兴趣的社会史研究”课题：
    （1）人口和家族血缘关系
    （2）城市研究
    （3）阶级和社会团体
    （4）人类学意义上的“心智”、集体意识、或者“文化”的历史
    （5）社会变迁（例如现代化或工业化）
    （6）社会运动或社会反抗现象（注：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2、13页。）
    霍氏的例举非常简略，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出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应十分重视的问题。
    其二，社会史是否有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社会史所体现的总体史的学科特征，使其内容看起来非常庞杂，或概括为“剩余的历史”，或以为是杂乱无章的拼凑。但是，在我们看来，社会史是一个有序的知识体系，其中也有一条主张贯穿其中，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历史线索。“所谓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串于阐述历史的首尾。”（注：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页。）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人口、婚姻家庭、社区、阶级阶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社会控制等，它们都有其各自发展变化的具体特征，或在变化时间上有先有后，或在变化程度上有深有浅等。但是，任何社会历史变迁总有一个基本的、客观存在的趋势，如何将社会发展变迁各个方面的具体特征和基本趋势结合起来考察，以反映社会史的学科特征，需要有一个“有似绳索贯串钱物”（陈旭麓语）的基本线索。就中国近代社会史而言，我们认为，能够体现社会本身发展变迁基本趋势的线索应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化。传统社会，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封建性、宗法性、停滞性、封闭性等特征，而近代社会则表现为民主化、工业化、都市化、社会阶层流动化、教育普及化等特征。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化过渡，就是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换句话说，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以“社会近代化”为基本线索，探讨社会本身如何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过渡的历史变迁过程。
    其三，如何处理社会史研究中的纵向横向关系？历史学是一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社会史旨在探讨社会本身的历史。与历史学一样，社会史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历史时段划分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特征，划分社会史的时段并不需要像通史那样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而应该以社会本身发生某种本质变化的时段为依据。据此，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划分为如下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这里仍需说明的是，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社会史的上限可能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而将其下限标明“辛亥革命以后”，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提法，准确的下限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研究仍多限于对传统中国近代史时限内社会史的探讨，而对中国现代史时限内社会史的研究仍远远不够，用一句俗话叫“学识所限”。然而，从社会史意义上来讲，辛亥革命至建国确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史时段，因而本书的一些具体内容也涉及到了二、三十年代，甚至到共和国的建立。
    应当说，上述三个问题，是我们在从事具体研究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在研究成果中力求体现的思想，只是由于对某些问题的考虑尚欠成熟，或由于对某些问题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一直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阐述。为弥补这一缺憾，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特别结合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实际，对于上述问题，尤其是后两个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敬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