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中，民族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独具特色，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
    一
    "华夷两安，为利甚大"①是司马光民族史观的凝聚点和闪光点，这是针对当时严峻的形势而发的至理名言。
    北宋建国伊始就面临着复杂而尖锐的民族问题，深深困扰着当时的统治集团，构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处理不好将遭灭顶之灾。
    先是，宋朝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实行以武力征服的政策。最为典型的是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夏，宋太宗统兵征辽，宋雍熙三年（986年）宋又分兵多路大举攻辽。结果，两次攻伐都以宋之失败而告终。这两次大的举动，惹怒了辽邦，使之对宋用兵不止。而这时的宋王朝仅有"招架之功"了。其结果是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绢三十万，史称"澶渊之盟"。 此间宋对西夏也大致采用上述方略。
    相随而来的，便是无休止地向辽献银纳贡，以及加强边备，扩充兵力等。至庆历年间，宋有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禁军八十二万六千人（而开宝间仅有三十七万八千人，禁军十九万三千人，七十年间扩兵四倍余），而此间宋有户一千二百九十一万户，人口二千九百零九万人。②这些重荷最终都要压到老百姓头上，其难言之苦可知矣。这是仅就宋这一个方面而言，长时期的战乱给各少数民族的底层的民众所带来的苦痛和重负，也是可以想见的。可以说，到了司马光所生活的年代，由于长年累月的人祸天灾，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铸就，伴随政治危机而来的经济危机已经发生。王安石等有识之士的改革之举，就是针对这样的时弊而发的。
    纵观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有宋一代，除了宋朝之外，尚有许多与之并立的民族政权（主要有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等），各民族政权间互有攻伐，故尔，此间素有"第二个南北朝"之称。研究此间的民族关系问题，无论是和是战，都应当首先着眼于是否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统一，以及是否有利于各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而不应当偏袒一方，更不应当搞大汉族主义中心论，那都是行不通的。而实际上，此间所存在的各主要民族政权，谁也无力吃掉谁。其所作所为，仅止于你攻我伐，胜者占地劫物，称雄于一时；败者献纳认输，以求苟安。而最终受害的却是各自治下的老百姓。这就是当时的大趋势。我们在考察司以光的民族思想时，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前提。
    二
    考察司马光的民族思想，一是不能离开他所生活的社会。二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正统思想，如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所谓"夷夏"之论，在他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三是其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详论之则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一统论。积极主张并追求天下归于一统，这是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的民族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指出：
    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③
    在司马光看来，整个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无论是"四海混一"亦或"天下离析之际"，都是一个国家整体，故不能把是否前后相续，也不能把是否属于中原（华夏），或居于边鄙（夷狄），当成"尊此而卑彼"④的因由；处理民族之争，亦或各分立的政权之发，都属于一国之内之事，乃内部之争。对于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则不以其为"蛮夷"而见外，而应"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这说明，司马光确实看到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体的存在，这种存在，不为"四海混一"或"天下离析"所能改变的，其区别之点仅在于"天子之制"，或"列国之制"而已。应当说，这种民族一统观是对民族正统观的一个突破，实属难能可贵。这一点是司马光民族史观的基础。
    第二，民族等列观。司马光认为，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强弱，先进落后，都是由人群组成的实体。它的生存与发展应当得到保护，它的地位和习俗不应当被鄙视。他指出：
    《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仪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⑤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一些差异，其风俗习惯亦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由人组成的群落，具有人所共有的尊严，应当被看作是与汉族相等列的人，而绝不应"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加以诛伐，从而造成"蜂起而为寇"的严重后果。当然，我们不能把司马光的民族等列观，同我们现在实行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等量齐观。因为，在司马光的民族等列观中，尚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