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反对轻率动武。司马光生活的年代，适值北宋王朝由对辽的矛盾趋缓，而转向同西夏的矛盾日趋激化时期。自宋太祖始，就视党项人为"禽兽"，从那以来，对以党项人为主体而建立的西夏王国，顽固地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党项等西北少数民族备受宋朝边将的压迫剥削和欺侮。治平元年（1064年）正月，为给仁宗吊丧，夏国主谅祚派使臣吴宗向宋朝致祭来到延州。宋延州指使高宜却将吴宗押伴至汴京，吴宗诉诸宋廷。而宋廷却不责罚高宜，西夏则一面仍"称臣奉贡"，"信使不绝"；⑥一面出兵犯边，以示抗议。从这一年的七月起，西夏对宋的战事复起。司马光对宋的轻举妄动所招致的严重后果，深为不安："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掠吏士。"⑦并于同年十月上奏陈言：
    臣伏见去岁先帝登遐，谅祚遣使来致祭，迁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语轻肆，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临辞，自诉于朝。臣当时与吕诲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使其怨怼归国。一国主人，皆以为耻。今岁以来，谅祚招诱亡命，点集兵马，窥伺边境，攻围堡寨。……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宴然若无事者。⑧
    司马光的思想倾向跃然纸上。不仅如此，司马光还对汉武帝大举兴兵"葱岭，诛大宛，绝沙漠，禽颉利然后为快"的轻狂之举，⑨加以遣责：
    武帝欲侯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籍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⑩
    为了一已之私欲，不惜对少数民族举无名之师，轻率挑起事端，其后患无穷，汉武帝时，这样的蠢事干得太多。
    第四，不避强凌弱。司马光反对以武力压服少数民族，反对无端欺凌少数民族。但对少数民族的无理犯边，动辄兵戎相见的举措，一向主张要认真对付的。治平二年（1065年），他上书英宗，要求重视边备之事："远寇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北。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事者。"（11）"伏望陛下于边鄙之事，常留圣心。"（12）对边备之事他"日夜思之，不胜愤悒。"（13）而解决边备问题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14）这表明了他的鲜明主张。
    另一方面，他还反对强占别国领土；也反对任意割让土地，以换取一时的苟安。他指出："土地者，国之本也，若虏惟意所欲，无问多少，要取便取，何成国家？"（15）他晚年复相之时，力主把神宗时所占领的原属西夏的兰州、五原等五寨归还西夏，因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16）应当说，这是非常公允的主张。
    "纱丝杉{K1C807.JPG}韭砉庥泄孛褡逦侍獾闹髡攀欠浅HS娴模卌猰静荒馨咽裁础巴督措"，"卖国"之类的说法强加给他。
    第五，笃行信义。笃行信义，不施阴谋诡计，是司马光用以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他指出：
    "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帛而杀之，后之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17）
    这里所评，系指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汉使傅介子谋杀楼兰王的一段史事。当时，楼兰王赖丹被龟兹杀害，匈奴闻讯抢先将楼兰质子安归（亲匈奴）送回，并立为楼兰王。由于匈奴离间等原因，从此之后致使遮杀汉使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此时楼兰王弟尉屠耆附汉，详白之。于是汉使傅介子领旨前去楼兰，严责之，楼兰王谢服。而傅介子却用奸计诱杀了楼兰王安归。汉立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改楼兰为鄯善。司马光将此举斥之为"盗贼之谋"，不是再恰当、公正不过的吗？
    司马光针对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还提出"交邻以信"，（18）"王者以大信御四海"，（19）"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20）这些系统主张。并指出，要示信于人，只有做到"不欺四海"，"不欺四邻"，（21）才能实现"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22）这样的目的。以达到"使信义之明，皎如日月"（23）这样的美好境界。其结果"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炎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24）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就总的思想倾向而言，司马光在民族问题方面是一个主和派，但这与"投降"、"卖国"等是无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