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提出"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观点。这是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说的。从文字上，这是根据夏、商、周三代历史实例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却适用于整个历史。龚自珍认为，一些十年、五十年就被灭亡的朝代，其主要原因即在"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耳"（第5-6页）。因此，就得出了"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第6页）的结论。这显然是龚自珍对已处"衰世"的清王朝的"劝豫"（该文又题《劝豫》）。
    6、龚自珍也接受了儒家关于历史发展的"三世"模式， 不过对它作了全新的解释与发挥。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中，自珍首先认为"三世之法"不是孔子《春秋》首创的，即"三世非徒《春秋》法也"，而是"箕子之法"。据自珍理解，《尚书·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所谓"八政配三世"，"食、货者，据乱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而所谓"八政事事各有三世"，比如"祀之三世"："若夫征之《诗》，后稷舂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以上均见第46页）其实，在《尚书·洪范》和《诗》中均未讲"三世"之法，以上只不过是龚自珍自己的理解与分析罢了。
    其次，龚自珍认为"三世"概念同甲子既可用于纪年亦可用于纪日一样是相对的，既可用于大，亦可用于小。（见第48页）这与上面已经说过的"八政配三世"，"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都是一个意思。
    再次，自珍还提出了通古今为三世的"太平世"的标志之一是没有所谓的"夷夏之防"。他说"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然则何以三科之文，内外有异？答：据乱则然，升平则然，太平则不然。"（第48页）
    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自珍又提出了与上述由乱至治的"三世"模式相反的由治至乱的"三等之世"模式，即"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第6页）。这样， 历史发展的模式就变成了不断地由治至衰至乱，以至无穷。治乱相乘的历史发展模式古已有之，龚自珍之新意在于将"才之差"作为区别三等之世的主要标志。
    三、龚自珍的历史编纂理论
    龚自珍的历史编纂理论主要有目的论、史才论和史料论三个方面。
    （一）龚自珍的历史编纂目的论
    历史编纂的目的是与历史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相联系的，在龚自珍看来，诸子百家均出于史，而且历史关乎国家的兴亡。他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又说，在诸子百家中，道家祖"名曰任照之史"；农家祖"名曰任天之史"；法家祖"名曰任约剂之史"；杂家祖"名曰任文之史"；小说家祖"名曰任教之史"，等等。他又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以上均见第21-22页）。他还认为孔子和历史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史无孔，虽美何待？孔无史，虽圣曷庸？"因此，他批判了当时"重经轻史"的倾向，以为"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第24页）。
    在龚自珍看来，编纂与学习历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第81页）他提倡通过学习具体历史探究人生、社会的根本道理。
    应该指出，自珍对孔子编纂《春秋》目的的论述比较符合实际。他说："《春秋》何从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春秋》张三大，治三纲，……三大：君、父、夫；三纲：臣、子、妇。"（第63页）这就不像董仲舒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春秋繁露·十指》）或"《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那样夸张和带有神秘色彩。
    尤为可贵的是，龚自珍反对在历史编纂中加入人为、主观的目的，即"毋借言"，并且完全否定了古代史学中的灾祥之说或天人感应论。他首先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并未讲天人感应的灾祥说："孔氏上承《尧典》，下因鲁史，修《春秋》，大书日食三十又六事，储万世之历，不言凶灾。日食为凶灾，孰言之？《小雅》之诗人言之，七十子后学者言之，汉之群臣博士言之。"（第9页）其次，自珍认为，"借天象儆人君"是一种"誓言"、"借言"，对"人主"不起作用，对"借言者"自己反而有害。他说："人主不学无艺能，虽借言以愚其君无所用；人主好学多艺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历造仪者矣。将诘其臣曰：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从步。借言者何以对？将大坐诬与谤。"（同前）龚自珍对灾祥说的批判科学而彻底，超过以前郑樵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