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到身毒的古道早已存在，云南凭藉其枢纽地位，通过蜀而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尤其是与楚和秦的联系较为密切。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了政治上的联系。《秦本纪》载，秦在公元前316年和公元前310年曾以武力开发西南夷（关于这点将于下文详说）。公元前280年，楚亦进兵云南，于是有了楚将"庄{K1C806.JPG}王滇"， "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记载。这些是见于记录的最早的云南史事，也是云南与内地交往进程中的大事。它们比之于以往云南与内地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联系有了很大区别。在为一统天下而争战的时期，秦楚人滇是秦楚争霸天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使云南历史同内地的争霸战争联系在一起。从此，云南不仅与内地有经济文化联系，而且有了不可分割的政治联系。
    其次，记录了秦朝与云南的联系。据《史记》载，秦对云南的开发，比楚国早。公元前316年，秦国的司马错引军灭巴、蜀，先后置巴、蜀、汉中三郡， 把秦的势力伸入西南。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丹、犁臣，蜀相壮杀蜀候来降。 "⑦又秦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⑧《正义》注云："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杀蜀候，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夷，战国时蜀、滇国，唐初置犁州，丹州也。"唐代姚州都督府辖区，约在今云南姚安、大姚一带。这说明战国时代，云南部分地区已接受了秦的统治，与内地形成了共同发展的历史契机。因此秦始皇一统一天下，即继承先王霸业，加快开发西南地区的进程。《西南夷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秦朝筑"五尺道"通云南，此道起于宜宾，达于曲靖。又在夜郎、滇、邛都地区设郡县置官吏。记载虽简略，但反映了秦朝已把云南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加强了云南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从而促进了云南与内地共同发展的进程。
    其三，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开发云南的历程。西汉开发经营云南，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如果综合《史记》中的有关记载看，那么从汉初到汉武帝时，西汉经营云南的三个阶段是十分清晰而有条理的。一是西汉在休养生息的阶段，弃置秦朝设郡置吏的"诸此国"，罢开西南地区。二是在汉武帝时期，汉王朝有了开发西南的物质条件，于是接受唐蒙的建议，招降夜郎，招来"西夷"邛笮归附，设县置吏，又开"西南夷"道。公元前126年，由于开发西南耗费动众，加之匈奴的侵扰，汉武帝采纳公孙的建议，且罢夷事。三是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归来，带来了蜀到身毒古道的消息，为了寻求这条交通线，汉朝再一次进一步开发西南。此次开滇，汉朝全力以赴，经多次征战，终于在夜郎地区设牂牁郡、邛都地区设越嶲郡、滇池地区设益州郡，并派太守、令、长统治其地，又封土长为王、候、邑长。从而控制了西南大部分地区，云南大部地区也从此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势力。
    其四，记录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概况。据《史记》记载，先秦、秦汉时期，先后有蜀到身毒古道、五尺道、西夷道、南夷道勾通云南与内地的联系，使云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成为可能。综合《史记》的有关材料看，内地的关中和四川之间，四川与边地云南之间，虽有群山百川阻隔，但依然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⑨，商贾不避艰险，往来其间。他们把内地的姜、丹沙、铜、铁、蜀布、竹木输入云南，又从云南换走牲畜和奴隶。这种密切的经济交往，甚至在汉初关闭西南边关的情况下也仍在进行。只是民间不得不窃出贸易而已。正是由于云南与内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致于蜀郡的卓氏、程郑能靠治铸铁器，"贾椎髻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⑩
    以上记载，最早出自司马迁之手，治云南史的学者历来认为它们是研究云南与内地交往的宝贵资料，也是反映云南与内地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明证。
    第二，首次记载了古代云南民族的分布、社会经济和族属的概况。云南各族的分布复杂，各族的活动即有一定的区域，又互相交错杂居。民族成分也极其复杂，族别众多，有同一族属而分开形成其他民族，也有不同族属而融合成一个民族。对于公元前二世纪末以前的云南民族分布状况，见于记录最早的就是《史记》的有关篇章。今天，云南民族史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史记》关于云南的记载，是略知云南部族分布情况的比较具体且可信的资料。尤其是《西南夷列传》把西南地区的民族分布、社会经济状况作了很有条理的概括。它按民族居住的方位为序，划分了夜郎、滇、邛、嶲、昆明、徙、笮都、冉駹、白马等七个区域，并说这些区域中又散居有众多部族。按社会经济的特征，把西南民族划分为有邑聚的农耕部族、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和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民族。
    正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后人才能够结合其他资料弄清古代云南的民族分布、民族经济和族源等情况。如关于"昆明"，《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文均有记载。汉武帝时，"昆明"是西汉从蜀到身毒道上的障碍，尽管汉曾派大军往击昆明，欲以武力打通从蜀前往身毒的道路，但结果是"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冠，竟奠能得通"（11）。关于它的分布区域，方国瑜先生据《史记》的诸条有关记载，结合其他材料，得出"昆明"当蜀去身毒古道途中，应在今大理地区的结论（12）。专门从事云南考古的学者，也是以《史记》为主，再结合出土文物来研究"昆明"的分布区域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大致与上述所同。即"昆明的分布范围大致不外怒江以东，金沙江以南，滇池区域以西，西双版纳以北。"（13）关于它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国民族史》也是根据《史记》的记载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昆明人仍沿袭着古羌人传统，以游牧为主，无固定居止；且部落之间也很分散，彼此互不统属，社会组织尚未进入部落联盟阶段。"（14）记载民族分布的同时，司马迁对族源也作了一定的研究。族源是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有一点较早的关于族源的记载，对今天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因此，今天的民族学工作者仍然在用司马迁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在研究先秦西部民族时曾这样说："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战国时的西南地区，还居住着邛都、嶲、昆明、滇等族，'皆氐类也'。所指各族亦出自氐羌系统。《史记·张仪列传》记秦称西南氐羌系统各族为'戎翟之伦'。"（15）诸如此类的研究结果，在有关云南古代历史的文章著作中，比比皆是。
    关于《史记》所记录的汉武帝以前的云南历史，以上主要从云南与内地的联系，云南民族的基本状况这两个方面作了概括。从简略的概括看，司马迁对云南历史所作的研究和记录，已比战国和秦以前的有关记载更加详实。这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对西南民族的认识已超过了前人，具有更加深入系统的特点，所以他能够对西南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情况作比较详实的记录。《史记》亦由此成为研究云南历史的重要文献，治云南民族史者不能不征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