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何一部史书，除了能够把其记载奉献给后人外，它所蕴藏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同样能予后人很大影响。《史记》的记载，帮助人们了解了汉武帝以前的云南概况，为研究云南奠定了文献基础，而且它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影响着云南历史的研究。
    第一，司马迁的大一统观念对云南历史研究的影响。《史记》是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条件孕育形成的。巩固全国的政治联系，加强各族的经济往来，这是秦汉王朝共同追求的大一统事业。尤其在汉武帝时期，宏扬前代帝王的统一事业，灭南越、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和开西南，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频繁的各种交往，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四海一家的伟业。司马迁亲身感受和参与了武帝时代的统一大业，他对汉王朝征服四夷，实现大一统的时代精神理解最为深刻。一统天下的事业，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把周边少数民族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中，《史记》对此作了全面反映。《史记》中的民族史传和散见于各篇中的有关文字，记载周边少数民族与汉的联系以及他们的历史状况，表现了司马迁把周边民族的历史与中央王朝的历史看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实际上，云南历史的研究与内地汉民族的历史研究，从此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正史来说，自班固写《汉书》之后，虽然史册所立的少数民族史传，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有了变化，有的把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合传，有的把少数民族史传置于列传之末，有的民族史观远不及司马迁，甚至说"西南外夷，种别域殊"（16）但关于大一统的观念，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的历史共同发展的精神本质却基本得到了肯定。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家纷纷步《史记》之后尘，承认少数民族是存在于中国之中的客观实体，他们的历史同内地历史是一个共同发展的统一体，撰写了各种反映云南历史的典籍，为研究云南历史积累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历史发展到今天，司马迁的大一统观念的精神本质依然影响着云南史学工作者。肯定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指出他的民族史观的进步意义就在于肯定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作了贡献，已是治云南史者的共识。方国瑜先生曾说司马迁作《西南夷列传》，已经认为西南地区"是中国版图之一部分，故叙此区域事迹，录为专篇"（17）。又指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所载"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的说法，"乃大民族主义偏见，不能理解司马迁之用心。"（18）对司马迁的民族观，新一代民族史研究者又作了新的评价：司马迁"以历史的形式表明，汉族形成与蛮夷戎狄的关系，汉族虽是华夏苗裔，但也与蛮夷戎狄有着一家兄弟的关系。这是汉民族形成时期汉民族意识中十分宝贵的先进内容。"（19）肯定司马迁的民族史观的同时，治云南史者也汲取了其精华。对于研究云南地方史或是云南民族史，他们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少数民族尽管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不相平衡，但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不平衡的发展中共同创造的。所以他们主张：研究云南史和云南民族史的同时，还应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不仅要研究汉族史，还必须重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少数民族史，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历史（20）。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的思想，当然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时代形成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从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到当代辩证的民族史观之间客观存在着的递嬗的关系。不然云南史研究者颂扬司马迁是民族史的开山还有什么意义。
    第二，《史记》开云南民族史研究之先河，其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首先，研究云南民族史，不能不研究民族的分布、民族的经济、民族的文化特征、民族交往和族属等问题。民族史研究的这些对象，司马迁作民族史传时均进行了研究和记录。对西南夷中的夜郎、滇、邛、嶲、昆明、笮、徙、冉駹、白马等，司马迁缜密地描述了他们的分布、社会经济、族属和文化特征。短短一段文字，关于西南夷的社会、生产和风土人情就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后世研究少数民族，非常注意继承发扬司马迁开创的民族史研究格局。班固作民族史传，其中就包罗有上述内容。在民族史观上，虽然马班异趣，但《汉书》的民族史传仍然是承袭了《史记》的研究方法。而且，班固在继续研究民族分布、经济、族属、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注意了民族的语言、饮食、心理等问题。所以《汉书》的民族史传内容比《史记》的更加丰富。班固弘扬前人史法的精神难能可贵，故后人予以充分肯定，历代史家相继仿效班固，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内容也就传递下来了。至今，研究云南民族史的学者，依然把民族分布，经济、族属和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许多民族史研究者就主要研究民族分布、经济状况、源流、族属和民族间的联系。这在近四十年来发表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上述内容所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不搞清最基本的内容，要深入研究民族史的其他问题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说，司马迁开辟了研究云南民族史的基本内容的格局，并且得到了历代研究云南民族史的史家的肯定。
    其次，研究民族史非常注意方法问题，司马迁作民族史传，有其科学的方法。这主要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注重社会调查与档案文献相结合，二是从文化特征去区别少数民族。司马迁是非常注重社会调查的大史学家，他曾二十壮游中原；随武帝巡祭天地山川而封禅；奉使出征西南地区。这些活动使他能够进行历史调查和实地踏勘，并最终以验证的事实去弥补文献的不足，写出更加接近客观的信史。《西南夷列传》能够把西南夷的分布、经济、族属、文化特征以及和内地的交往，脉络清楚地记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司马迁把社会调查和文献结合起来研究西南夷。以社会调查和文献相结合进行民族研究的方法，是民族史所强调的重要方法。离开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民族史的研究是很难顺利进行的。正是从此意义上考虑，民族学家江应梁对司马迁作了这样的评价：《西南夷列传》"通篇所记几乎都是我们需要的史料，比之以后那些卷帙繁多，而我们却要沙里淘金去找材料的著作，价值就高得多了。其所以能如此，就由于司马迁的'西南夷'知识，不是坐在屋里排比官方档案，而是从亲身实际调查研究中得来。"（21）而且，江应梁先生曾效法司马迁的研究方法，通过长期调查研究，遍读档案文献，写成《傣族史》、《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等书。此外，在方国瑜、马曜、尤中刘尧汉等先生所获得的众多研究成果中，社会调查与文献结合来研究民族史的方法，使用得非常成功。显然，司马迁注重社会调查的方法已经潜移默化于云南民族史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