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首创记传体断代史，扩大书志范围，详载少数民族，邻国历史，保存大量丰富、生动的古代史料，这些使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汉以后历代史家，多有沿遵其体，撰作新史的。但对《汉书》的内容及其所体现出的作者思想倾向，却自来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晋学者傅玄，他一方面从作史的角度，对班固多有好评，尝说"观孟坚《汉书》，实命世之奇作"；但另一方面，又对之尽力贬抑，以其所作"让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刘知几《史通》引），不足称道。此后，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也有相类似的表述，所谓"彪、固讥（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无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傅、范两人对班固其人其作的这种批判，规范了后世不少人的认识，以至直到今天，在探讨班固史学思想，评价其学术成就时，仍可隐约看到这种批判的影响。具体言之，则仍有不少人以为，班固之写作《汉书》，在很大程度上丢弃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不虚美，不隐恶的进步史学传统，而代之以儒家正统的教条和神秘学说，这种教条特别是神秘学说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五行相生的机械循环论为基础，所竭力维护的是封建伦理纲常和统治者的无上权威，所以其哲学观和由此哲学观指导下的史学观，远不如司马迁进步；其对历史事实及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赞，也不能与《史记》的精卓，公允相比配。这种评价虽不能说毫无根据，但与事实大有出入，准确性是不够的；特别是把上述缺陷看得太过绝对，对许多问题又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这就使得一些结论很难成立。因此，对之一一予以辨正，就成了本文的发端和目的。
    毫无疑问，班固的哲学观乃或史学观，受到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讳迷信的影响。但是，在指出班固哲学观、史学观所具有的唯心神学色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他还表现出突决唯心的神学思想拘限的另一面。事实是，《汉书》中许多论述并没有尽为神学气息所笼盖。就以他对秦亡汉兴这段历史的论述而言，除在《本纪》中，为宣扬大汉立国必然性而附之以神学依据外，在其他许多篇章中，他都能克服片面武断，既不抹杀秦的客观存在，也不任意轰抬汉的地位，一本历史事实，作出相应的充满历史主义的分析。如在《陈胜项籍传赞》中，他采用贾谊《过秦论》的观点，指出秦历二世而亡，是由于"仁义不绝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诸侯王年表序》中，又依着当日封建论者的说法，把秦亡归于"内亡骨肉未振之辅，外乏尺土藩翼之卫"，认为"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攻，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他还批评贾谊、司马迁"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之说，是不知秦之根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并没有一味为汉朝立国涂抹灵光圈的意思。对秦汉之交历史的认识是这样，对其它历史转捩期的分析也如此。如论王莽之所以能篡汉，是由于其"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王莽传》），"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成帝纪》），并不理会时人在此一事所衍发的种种附会之言。与此相联系，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汉高祖刘邦，他也没有一味地以神异的瑞祥来说明其是得天之统的真命天子，而是多次指出他有"明达"、"好谋"、"能听"的长处，还有"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的恭俭，立国后"虽日不暇给，规模弘运"的器局，言下之意，显指其得天下非出侥幸。惠帝以下各帝本纪，更是减少了许多神异色彩，而代之以各帝言行为依据的从实置论。对其他一般的历史人物，大多依循着客观事实，论其成功能从"遇其时"着眼（《郦陆朱刘叙孙传》），论其失败也能与"不知时变"作为一重要的考察标准（《窦田灌韩传》）。他还在所作诸评赞之间，提出了研究历史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诸如"究其终始强弱之变"（《诸侯王年表序》）、"列其行事，以传世变"（《货殖列传》）、"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百官公卿表序》）。可见，他是注意到结合时势，考察历史的逻辑发展，决没有全然以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解说历史而不及其余的保守和迂腐。不仅如此，他对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怀疑的。《睦两夏侯京翼李传》是其为当时专讲阴阳五行学说之人立的合传，在该传的赞语中，他指斥这些人"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对他们并不尊重。至如《汉书》"十志"中，《律历志》、《五行志》和《天文志》（此志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完成），虽间有把政权更迭说成是王的意志，把自然灾异视作与政治得失密切相关的征兆，有神秘色彩，但它们与其它几篇志一样，旨在收录秦汉以来古今典章制度以及一定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基本上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唯此，历代史家大多沿袭之，以至后世正史书志以及通典、通志、通考之作，均以之为蓝本。倘他们仅是神秘主义的东西，是断不可能对后世史学产生如此大影响的。因此，说班固《汉书》丢弃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虚美隐恶的进步史学传统，以宗教式的神学代替历史科学，不尽事实，至少存在着如何说得恰如其分的问题。任何过于扬马抑班，一味贬斥《汉书》的做法，不能不说是违反历史主义的主观独断。
    与班固哲学观、史学观问题突破正统思想束缚，对历史发展作出客观公允判断相联系，《汉书》中诸多具体内容，也并非象傅、范两人指斥的那样，"饰主阙而折忠臣"，"贵取容而贱直节"。有的论者还引东汉荀悦《汉纪》所说班固"好傅会权宠，以文自适"一语，将其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以此说明其思想的落后和保守。其实事实并不尽然。如前所说，班固《汉书》有美化乃至神化封建统治者的地方，这在一些如《本记》那样特别的篇章中，表现得颇为明显，但在其它篇章中，就少有类似的歌颂乃或谀颂之辞，而多以事实为依据的秉笔直录。如在《成帝纪》中，他对成帝多有颂美，称其"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老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但在《五行志》中，就对之作了真实的描绘："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衣祖帻，自称富平侯家，或称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服共坐，溷淆无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从而把成帝鱼服漫游，乌集无度，虽外饰威重，而内肆轻薄的真实面目和盘托出。当日，刘知几曾因此对他多有讥评，以为作史前后矛盾如此，不足称道（见《史通·杂记》），不知司马迁作史常用互见法，班固沿而用之，其意也正在互见以存史也。对武帝的批判，更可见出这一点。一方面，他在《武帝纪》中备称武帝的功德，但在其它篇章中，则对之作了大胆的揭露，其态度之直率，较之司马迁毫不逊色。如在《刑法志》中，他写道："乃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对武帝好大喜功以至引起经济萧条，吏治昏昧深致不满。在《食货志》中，更明确指出其"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是导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直接原因。另外，在《苏武传》中，他还指出武帝"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在《杜周传》中，记载当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它狱事"一岁至千余章"，又可见武帝为人的刻竅无诚悃。前及《苏武传》中，他还将苏出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归仅为典属国，与大将军县史无功为搜粟都尉作比较，以明武帝用人不当，笔法尽同司马迁。在《史记》中，李陵事附于《李广传》后，且语焉不祥，盖司马迁以陵事得祸，故不便多为其辨白。班固则特为其立专传，评叙其战功，并引司马迁对上之语以为辩解。在《司马迁传》中，更是几乎全录《报任安书》和《太史公书》，把司马迁比作遇谗而作诗的巷伯，为其因李陵事得祸而深感惋惜。其不满的矛头，实暗暗指向武帝。而《酷吏列传》的序、赞、索性照抄司马迁，《郊祀志》也沿用《史记·封禅书》，对武帝"大兴鬼神之祀"，至使"悔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作了实录。当日司马迁不满武帝，无非因其穷兵赎武，得不偿失；任用酷吏，刑罚太滥；迷信方士，大兴鬼神之祀，班固所论，与之正相同。不仅如此，就以前引《武帝纪赞》中对武帝的称颂而言，他只推称其崇尚儒学之文事，而于其武功并未赞一辞，这也隐隐见出他的这种推称是很有保留的。清代学者赵翼在所作《廿二史札记》中就此一事指出：武帝"穷兵赎武，敝中国以为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故班固之赞如此"，可谓深得班固的用心。因此，说其所作一味"饰主阙而折忠臣"，缺乏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