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日益加强，给士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消极顺时，全身远祸遂成为大多数人遵行的人生理想。《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谓"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涸，诸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无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索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义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正揭示了由汉朝立国至光武帝后，士人人格日趋颓缩的变化。对此，李贤德曾引龚胜、薛方、郭钦等人事以为佐证，足见范晔此说之可信。与此相联系的是，曲绚上意、歌功颂德转成士人常用的锐意上进或企求自固的不二法门。即使象好针砭时信的王充，在《论衡》八十五篇中，也不得不为使其书能得流传而杂出《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五篇。这种时习自然也影响了班固，作为《白虎通义》的撰集者，他对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有亲身感受，在写《汉书》之初，就曾被人诬告私改国史下狱，后正式领命撰史，又恰逢明帝下旨，明言司马迁《史记》"贬损当世"，"非谊士"。当时一同被召的有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人，班固首当其冲，为了避祸，他仿司马相如"颂述功德，言封禅事"之举，写了《典引》。这里的"典"指《尚书·尧典》，"引"犹续也。全篇内容以阐扬汉承尧后、得天之统为主，章太炎即此指出："孟坚《典引》，盖不得已而作。前述缘起，以诏贬迁褒相如为本，已作《汉书》，与迁同符，微文讥刺，亦云不少，知为人主所忌，故复效相如作符命以求亲媚，虽淫辞献诌，要以避祸，与子云《美新》，殊途而同归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释》）。他还遵从明帝旨意，写了《秦纪论》，对秦作了全盘否定。据《后汉书》本传言，班固写《汉书》，自永平中奉旨始，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又陈汉章考证，其具体时间当始于永平元年，成于建初七年，首尾两纪（《缀学堂初稿·班马作史年岁考》）。倘据此二者，则其受此诏王正当作《汉书》之时。了解了这些，我们便不难探得其不满司马迁、乃或在一些问题上较司马迁正统、保守的原因了。
    汉代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的另一体现，是对史官权限的限制，这种严格限制造致的史官权限的缩小，也在很大程度上折损了《汉书》述事的真实详备和议论锋芒。如前所说，汉代特别是武帝以来，儒学神学化加剧，经学与谶讳相结合成为官方学问，"文史星吏，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美，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但在司马迁之时，史官之职总还算尚存古制。司马迁以专职写史，才得以上承战国著述之余绪，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下，通过对春秋以来一直到秦汉时期历史变迁独具眼光的考虑，写成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事而已"，而后之演《史记》者，"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史通·史官之置》），如班固就是以郎官令典校秘书的身份来知史务的。受种种扬限，歌其有如司马迁秉笔无私的直示精神，并以之贯穿全书，自十分困难。对此，清人张采田有一番论述很可以借鉴，他在《史微·史官沿革考》中曾指出："道统既异，官亦无足轻重矣。史学之亡，盖在斯时乎！故论官史，当始于仓颉，而终于司马迁。《史记》一书，上以结藏室史派之局，下以开端门史流之幕。自兹以后，史遂折入儒家，别黑白而定一尊，虽有良史，不过致谨于书法体例之间，难以语乎观微者也"。以司马迁《史记》为官史之末，固语涉绝对，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汉代为转捩点，史学发展的一大转变，颇有助于后人加深对班固《汉书》所有的正统、保守色彩的理解；同时，藉此也可从另一侧面见出班固进步的一面，因为唯其处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他那不时闪露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公正客观，连同那重天下之公利，一以社稷百姓为重的人道情怀，才更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