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联系，班固也并非一意贬毁忠臣，"贵取容而贱直节"。《汉书》中，虽对一些正直之士特别是王莽时不出仕的名士未加表彰，但于一些直言敢谏之士如贡禹、鲍宣、盖宽绕、夏侯胜等，他还是予以肯定评价的。如《盖宽绕传》显然是以赞同的态度，记其上书批评宣帝"圣道渐废，儒术不脩，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数语。《贡禹传》则尽录其对武帝横征暴敛，以及推行赎罪法，致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奏疏。《夏侯胜传》中，写夏侯胜为反对武帝立庙乐，宁死不奉诏的忠正耿直，言辞之间，也颇多赞赏之意。对那些追利逐禄的邪佞之徒，他多能予以指斥。如对西汉以来儒学之盛。"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他就取讽刺态度，明言"自武帝立王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传赞》）。武帝朝的丞相如公孙弘、蔡义、韦玄成、匡衡、张禹辈，还有孙光、平当、马宫等人，都只知唯上意是从，为政无所建树，班固对他们也很蔑视，称之为"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际"的"县臣"。不仅对大臣，对王侯也是如此。开封侯陶青、挑侯刘舍、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等人，虽以列侯为丞相，但皆谨小慎微，无所作为，仅备员充数而已，班固索性不为他们立传。影响及于后世，以至唐史家路随、韦处厚修《宪宗实录》，对河阳云城节度使元韶也仅书其卒而不载其事，理由是："凡功烈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列通侯，而良史（指班固）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引）；刘知几作《史通》，在《杂记》篇中更将之列为撰史时必须遵守的一条定例。作为史家，班固对司马迁作史是肯定的、史官秉笔直书，这是做臣子的正直，因此，他对司马迁《史记》的肯定，也正可视作是他对"直节"之人的推举。这种态度同样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当后世君臣沿明帝之意，说《史记》"微文讽刺，贬损当世"时，就有正直的史家出来，用班固对司马迁的赞语--"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予以回击。汉之蔡邕、三国之王肃、唐之郑覃，一直到清之钱大昕都如此。宋代学者范祖禹："班固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不隐恶，故传之简牍，千余年而不磨灭"，验之《汉书》，不能说是过情之誉。
    说班固受正统思想影响很深，因此许多方面远较司马迁保守、落后的论者，还常引其对游侠的态度为佐证。的确，在《游侠传》中，班固对游侠多有贬斥，认为他们言行"不入于道德"、"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在《司马迁传》中，又以《史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为"缪于圣人"之见。按司马迁对游侠多有推称，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是因"其言必行，其行必果"的诚笃；二是因其"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忘我；三是因其"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逊。历来研究《史记》的学者都已指出，司马迁之所以特别推称游侠的这些品质，是与他平生向慕，特别是因代李陵剖白而遭腐刑之辱的个人遭遇有关的。除此之外，他对游侠还是有不满的，说他们"其行不轨于正义"，"时扞当世之文罔"（《游侠列传》）。但衡之以当日具体情势，还应该可以看到，他之推称游侠，与当时统治者对游侠持事实上的宽容态度有关。汉朝立国之初，从皇帝到大臣，大多是一些布衣出身，性情放诞，桀傲不驯的人物，其言语行止都洋溢着一种豪侠气慨，如高祖刘邦就曾赦免大侠朱家所藏匿的宿敌季布；张良居下邳时，也曾为任侠，项伯杀人，即从其匿；至社会上无业游民乃或贵公子弟，竟相聚徒遨众杖剑行侠的就更多，此风影响及于当日，以至"住侠之方，或其俗矣"（《后汉书·党锢列传》）。这一点与东汉君臣相较，区别特别明显。后者或在器局、武略上有所不及，但大都博雅有学问，即武将也自有一番儒雅气象。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兴，则诸将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但随着汉王朝统治地位的逐渐稳固，特别是文景之后，情形便不同了。一些诸侯王和权臣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扩充自己的势力，都注意竭诚下交豪侠之士，以图谋不轨。因此自武帝以来乃至终西汉之时，为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者都把铲除豪强，打击游侠视作治国要务。班固在政治上拥护中央集权，有鉴于游侠阶层对汉王朝长治久安已构成现实威胁的事实，所以才主张对之施以打击，这在当时应该说还是有可肯定的进步意义的。也就是说，班马两人对游侠的评价不同，是基于两人所处时代环境和论说着眼点的不同。我们可以对司马迁推称游侠给予积极评价，但不能因班固贬斥游侠而一味指责他保守和落后。更何况在《游侠传》中，他对游侠的个人品格还是有所称颂，对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绝异之姿"也有扶发。
    最后，再来考察一下政治者文化政策之于班固撰史及其史学思想的影响。从司马迁作《史记》，到班固作《汉书》这八十年间，汉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继武帝晚年，南阳、齐、燕等地发生暴动后，成帝时有颖川、山阳铁官徒起义，广汉郑躬、尉氏樊并起义。新莽时绿林、赤眉大起义，更是持续十年，且规模超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伴随着对立阶级矛盾加剧和整个社会大动乱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斗的日趋激烈，帝室与外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王莽正是趁此情势并衰、平短祚、篡夺了王位。由于社会由稳定趋于动乱，皇权的地位由原本的稳固日趋衰微，以至发生君臣移位之争，所以，两汉历朝统治者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也日渐变得严厉。继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后，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未央宫石渠阁诏诸儒讲王经同异，并亲临决断。宣帝为政忌刻，对臣下猜忌很深，以儒生为"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之人，石渠论经，正是其辖制臣民，壹人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光武"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读通鉴论》卷六），一手"以柔道治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一手以"严猛为政"（《后汉书·第王伦传》），晚年起明堂、辟雍、灵台，其意也是在以统一的学术禁锢人们的思想。明帝"绳祖武"于后，祀明堂、临辟雍、升灵台，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帝早年尝从桓荣学《尚书》，继位后又与大学生员数百人执业听课，还多次偕皇子、后妃亲临太学，与师生开卷明经，于百官及儒生的思想钳制多所用心。他为人生性褍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易见提拽"（《后汉书·钟斋意传》）；他还好谀，公开鼓励臣下作歌颂之文（见《论衡·佚文》）。章帝虽号"长者"，"事从宽厚"（《后汉书·章帝纪》），但对诸生思想的钳制反较光武、明帝为严。即位三年，即建初四年（公元79年），就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同异，把谶讳迷信与经学（指今文经学）混合为一体，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从此，"三纲"成为集政治、道德、伦理为一体的永恒原则。就"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两条说，强调得都比董舒仲时还严峻，神学色彩也比后者浓重。它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旨在突出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凡此种种规范，在这次会议后都被写进《白虎通义》中。书中还专门有一篇讲臣子讽谏君王须注意些什么，其中有一个总的要求，是必须"出辞逊顺，不逆君心"，即既对上有所劝谏，又要顾及其面子，不致失了君臣之礼，引起反感。足见当日君权的膨胀和以统治者思想为思想，已达到了怎样绝对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