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形态的历史学的客观依据之一，在陈介石看来，就是"史质"。所谓史质，大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指历史的根本特性。这个根本特性就是全部历史的出发"原点"与基础，也是历史内涵的核心内容。史质的发展变化，外化出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历史既可以看作是史质的外化，而全部历史又可以归结到史质上去，形成一与多的互换互补关系。陈介石说："凡物之生，必先有其质焉。达之则为点，引之则为力，衍之则为名，核之则为数，而要必自质始。史亦天地间一物之数也。谓史无物，无物无始；史必有始，知必有物；谓史何物？即史即物；谓物何始，即物即始。作一切观，自我心生；因心生物，因物生心"。这就肯定了历史的始源性和物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陈介石又说："吾人历史智识，虽远计不能出万年以上。我不知所谓二十万年者，其史何如；所谓百万年者，其史又何如。要之，皆非无质可寻者也"。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去"寻"呢？陈介石认为只要掌握多学科的科学方法，就能把握住史质的特性，从而掌握历史规律。他说："我尝观于物理之学，亿貌千形，极其数虽巧历不能知，而终不外于化分化合二义，则以其质之所存故耳。不独物理之学，吾又观于白种之于生理也，曰剖解学，曰具体学。于政治也，曰比例学，曰统计学。于一切科学也，曰分析学，曰综合学。于一切质学也，曰演绎学，曰归纳学。剖解也，比例也，分析也，演绎也，此其质之善于分者也。具体也，统计也，综合也，归纳也，此其质之善于合者也。夫史之质亦贵其能合能分耳。析一事为万事，析一理为万理，而分之量尽矣。综万理为一理，综万事为一事，而合之量尽矣"。这就是说，史质具有"分"、"合"两种属性。分则为万殊，合则为一体，与科学是相通的。这个思想是一元的。从学科划分上看，质之合构成学科的总的性质，质之分构成学科的分支种类。所以陈介石又说："东西邻之凡言学者，必首问其学之性质若何，其学之种类若何。种类者，因性质而分者也。此亦读史者荦荦一大问题也"。
    第二，"史质"与"史文"相对，指一种自然真实、不饰文彩的质朴风格。陈介石说："我又不解世之为史者，不复求其所自然，而务雕琢曼辞、耀于文章以竟胜。浑沌穿凿，失彼天真，史欤史欤，是直灭其质耳、贼其质耳。质之不存，史于何有？是故文人学士之著作，不若妇人女子之所述为尤真；明堂太室之流传，不若野史之所详为可贵。语曰：文胜质则史……夫史乃至以文胜哉？是诚我夫子所伤心太息而道之者矣"。这显然承袭了刘知几、章学诚关于"文人不能修史"的主张，并且把质朴与真实、雕琢与虚假混为一谈了，反映出陈氏的与实证主义治史路数的一致之处。
    "史质论"是对历史稳定性的论述，但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复杂的，充满曲折。毋宁说，历史是稳定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陈氏看来，这种统一是由历史的"性质"与"种类"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他说："自史之性质言之，则虽十年而百年而千万年而亿万年，但令人类犹存，物质未尽，苟知其意，注脚在我，前不见古，后无来者，怅然独往，异轨同奔。自史之种类言之，同一人也，而后先互异；同一家也，而父子殊趋；抑且一日之内，或朝设而暮更；一事之常，或此违而彼顺，……斯亦适因其时而异耳"。至此，他又从历史的曲折性着眼，提出了"史时论"，作为对史质论的补充。
    史时论的核心是认为历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而历史学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陈介石说："史者，又与时俱变者也。夫古今道异，王霸统殊，因时而施，乘越互见"。这里的"时"，主要指时代与社会环境，不仅仅是指时间。"史时变化"反映在历史认识上面，就要求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古今并重，既要识古又要知今。陈介石说："积古于后成今。笃于古而略于今，是亦不知有古者也，眩于今而盲于古，是亦不知有今者也。夫人之能知今者，鲜矣。虽然，是即可于古求之"在具体分析历史事物的时候，史时论要求搞清楚时代背景和环境变化。陈介石说："夫不问其时之隆替何如、文昧何知，而徙执数十篇古人手订之书，影附尘趋，据为定本，则《春秋》笔削，反类朝报断烂之余；周诰商盘，无非诘屈聱牙之语，承讹袭谬，聚貉一邱，浩浩千春，曾无先觉"。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分析历史问题，而应以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古人不能无俯仰迁就之情，读古人书者，即不能无委曲推求之术"。"不知其时，不足以言史"。
    史质论肯定了历史的稳定性，史时论肯定了历史的曲折性。那么，历史到底起源于何处，历史学具有怎样的范围呢？陈介石说："自结绳而文字，可谓史学之进步，而不可谓史之轫始。史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由一理以推万理，而至于无理可推，然而吾心中未尝无理也。由一事以穷万事，而至于无事可穷，然而吾心中未尝无事也。是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即推而求之，未有人类之先；亦自有未有人类之史；即推而求之，未有天地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之时，亦自有未有天地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之史。史非可以文章语言尽也"。这里从社会史推及自然史，已看到客观历史本身与对历史的记载的区别，懂得"史非可以文章语言尽"，是可取的。但他并没有把社会史与自然界发展史的界限弄清楚，反而模糊了这种界限，不免大而化之，过于将历史宽泛化了。他在《独史》中甚至说："史之为体，不始于文字。结绳以前，即谓之无书契之史可也。故必先有政治史，而后有政治；必先有学问史，而后有学问；必先有社会人类史。而后有社会人类"，这就把问题弄颠倒了。
    陈介石虽然认为"未有人类之先，亦自有未有人类之史"，而他实际论述的，却只能是人类史。所谓"史者，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而但假于学士文人之笔以传者也"。他论述的范围，实则限于"以传者"。他认为人类历史以社会为基础而以政治为代表。他说："世界之立，变态万出，约其大端，则文野之异等，通阏之殊数，皆由社会渐积而成。社会者，乃历数千百万年天然力、人为力，经无数镕冶、无数澄汰，而政治即为其代表"。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成于天然者多，而出于人为者少；政治之出于天然者少，而成于人为者多。总之，非社会不足以成政治，非政治不足以奖社会。政治之衰败者，断不容于社会文明之世；社会之萎落者，即无望有政治振起之期。社会兴于下，政治达于上。有无限社会之权力，而生无限政治之举动。有无限政治之举动，而益以表明无限社会之精神。辗转相因，其果乃见。此则读史者所不能不知者也"。他又说："社会者。政治之所从出也。社会之于政治，其数为相待，其义为相须"。基于此，他进一步认为，只要抓住社会与政治，也就抓住了历史的纲。所以，读史不在多，而在于抓住实质。既然历史的实质主要在于社会与政治，那么，研究历史就应该采取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方法，所以他说："言史学者必以能辨社会学为要……社会学者，与政治相终始，而亦与史相终始者也，故其学尤可贵也"，"知政治社会之原理，于史学思过半矣"。"政治学者，有形而下之政治学，有形而上之政治学"。
    综上所述，陈介石在历史进化论思想指导下，承认了客观历史的因果联系和规律性，肯定了史学的科学性质，论证了客观历史本身的稳定性和曲折性，触及到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问题，最后将人类史又归结为社会与政治。因此，他的历史观可以说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进化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