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写民史为特征的史学对象观和跨学科方法论
    陈介石把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的代表，但政治在他的思想里实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他认为政治是由"施治之人"与"受治之人"双方组成的。"受治"是人之天性，"施治"是"还人以自治之性……即施其所受也"。所以，他所谓政治，不仅包括作为"施治"之人的帝王将相，而且包括作为"受治"者的平民百姓，并且特别偏重后者，能从后者去论证前者。因此，他著的史书，在体例安排上，"施治"者与"受治"者全都归于一类，要么是"表"，要么是"传"，不再用什么"本纪"、"世家"之类表示地位尊卑的体例。由此，陈介石在史学研究对象上形成一个重要观点：主张写"民史"。
    陈介石说："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就是说，历史不应被帝王将相所霸占。又说："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即物穷理，因人考事"。就是说，史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不能太狭窄。其中"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尤其不能忽视。他作《义民列传》，说"史者，民之史也，而非臣与君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在《独史》中又说："我观于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④。民史的主要内容，从陈氏的史学著作来看，包括户口、风俗、习业等方面。关于户口，陈氏说"民数之不详，未有可以识国家之兴废，辨习俗之浇纯者"。因此，他作《户口表》和《平民户口表》。关于风俗，他说："欧洲之地小矣，而英吉利之风俗，不同于法兰西。法兰西之风俗，不同于日耳曼。况以英吉利、法兰西、日耳曼一国计之，而复东西异致，南北殊驱。欧人之调查风俗者，分中央四方为五处，而为平均表以较之，有以哉。中国之民，益非一类性情，嗜好随地而分；而又以其教之不齐，治之不一。中国之民风歧矣"。所以，他作《平民风俗表》。关于习业，他说："民有恒业、富强之基。东西册籍，灿然可考。独我中华，付之阙如，夫一夫不耕，天下或受之饥；一女不织，天下或受之寒。此我政治家之名言也。生齿徙繁，何救于国"。所以他作《平民习业表》。将户口、风俗、习业作为史学的专门对象予以特别处理，这是可贵的。归纳地看，陈氏说："今作史，宜仿泰西统计比例史例，而推太史公、郑樵二家之意，作《平民表》"。
    "平民表"的设立，主要是运用统计方法。对统计方法的重视，是陈介石在史学方法方面的重要主张，曾多处提到。如在《平民户口表》中说："保甲户口，官有藏册。按诸实额，乖越实多。四万万欤？但总大数。榷而论之，茫无端绪。我闻欧美统计之学，所以振社会之文化而树政体之先声者，于户口特加详焉"。在《读史总论》中说："吾观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在《户口表》中说："欧人之于户口，非如我国薄书册报，但以供赋役、任捐输而已。一人之终始，必悉其原；一家之迁徙，必穷其故……"。在《独史》中说："欧美文化之进，以统计为大宗。平民之事，纤悉必闻于上。是故民之犯罪者、自杀者、废疾者、婚嫁者、生者、死者、病者、有业者、无业者，每年必为平均分数，而以其所调查者，比而较之。比较既精，而于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析薪破理，划然遽解，斯所谓弥纶一代之巨作矣……我读《平准》、《河渠》、《货殖》诸篇反覆抑扬，怀抱独远，磊磊自转，大概皆协于生民之径，损益之统，而以观欧人统计比较之学，望尘轶步，渺然难追……"。可见，陈介石已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在统计方法方面的不足，知道只有运用西方先进的统计方法，才能对历史上的平民户口、风俗、习业等方面作出比较精确的计算，从而为历史的定性研究提供可靠基础。
    除去写民史外，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方面，陈介石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见解，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他提出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地理学、人类学的方法。如作《疾病表》，认为疾病随地理形势的不同而形成分布上的差异，说"疾病之于民也，亦随其地气之厚薄以为感受之浅深"。同时又指出"欧洲自文明大进以后，凡病皆有骤减之势，而癫狂之人则日见其增加"，说明"人之疾病又因国家政治之力、社会之势，所联合而致焉者"。又如作《罪人表》，从地理和统计两方面进行论述，说："罪人于天然之地理为间接，于人为之地理为直接。"处于不同地理环境，犯罪情况也具有不同特点。并说"我观欧洲统计记，于犯罪平均人数，郊野每不及都会之多。夫都会之民，以智度高下，论其过于郊野远矣，然或以智识愈进而奸伪愈萌，此又五大洲中公理通例也"。他还把自杀者也归入罪人之列。另外如盗贼、胥吏、宗教、学校、职业、族类等，也被他列为史学对象，主张用相应的史学方法予以研究。在《族类表》中，他试图运用人类学的观点去分析人种问题，他说："欧洲人类学家之言曰：民人之性格及其才能，皆自种族中来。而反其说者，则谓历史之组织与政治之结合，皆有制造人种之能，虽令相类者入其范围中，而心无反抗之大权力以胜之。斯二说也，吾均韪之"。他质问道："美利坚以数万里膏腴之地，而为白人种所侵占，旧族陵夷澌灭以至于尽。其存者，奴隶耳。白族固良种哉？"而且"欧美各国，又有以一族之民，随地变移而不能复其旧观者。英之诺鲁曼人与法之诺鲁曼人，一族也，而质性不同矣；德之撒逊人与英之撒逊人，一族也，而气习不同矣。总之，与他族久相居处而犹不失本来之真面目者，其初必为文明独立之国，反是则靡而从耳"。这样，他就将人种问题纳入历史过程中去观察，否定了人种决定论。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陈介石主张用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历史。这都是分别来看的。如果归纳起来，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整体来说，陈介石认为应当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予以综合研究。光绪二十八（1902）年他在上海主办《新世界学报》时，就以跨学科方法为旗帜。他在该学报叙例中将学问划分为18门：经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地理学、物理学、理财学、农学、工学、商学、兵学、医学、算学、辞学、教育学、宗教学。后来，他在《读史总论》中明确地说："夫史学必合政治学、法律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而后成，此人所常言者也。史学又必合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社会学而后备，此人所鲜言者也。然不佞窃谓论读史之法，尤以能辨政治、社会二者为尤要"。而辨政治、社会二者，就应采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这从上一节的叙述中已有说明。他认为史学有包容各种学科和从总体上把握各种学科的特征。因此，陈介石注重的是他所谓"总法"。所以他又说："社会学之不明，则我中国学者之深诟大耻也。以是言史，夫何敢""言史学者不能无意于社会学矣。要之社会学者，与政治相终始，而亦与史相终始者也。故其学尤可贵也"。这样，陈介石就区分了一般性的方法和专门性的方法的不同，对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同时也说明，陈氏实则是将史学当作学术的中心来对待的。他的观点，是在西学影响下加入他的独特理解形成的。他在《独史》中曾说："环球互市，风气大开，而虽然无所识者，此亦学人之大耻也"。因此，他著《独史》便本着"论列故事，据我中国史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的精神去写作。这种开阔的目光，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束缚，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综上所述，陈介石在史学对象上的主张，主要以写民史为特色，同时也触及到疾病等以往受到忽视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同时，主张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史学对象，形成以统计方法、社会学方法等为特征的跨学科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