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贡献，认为"个人在团体生活中，实亦有相当的影响。"但这些英雄或豪杰人物并非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强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第四，唯物论者认为有生命的历史"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11）告诉人们在生活中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前进。
    总之，李大钊认为以进化的眼光考究事实的真相进而探求其因果关系及规律是历史学的首要任务。而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涵才能指导我们完成这一任务，才能建立一科学的历史学科。
    除此之外，李大钊亦认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历史学既要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对人生有用才是，故认为史学研究的另一任务是探索史学对社会对人生的作用。李大钊认为现代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主要有二个方面。第一、陶炼吾人"尊疑"、"重据"的科学态度，此种求真的态度如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以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第二，引导我们在历史中发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2）
    最后，由于历史是把人类社会纵起来研究的学问。而人类社会还存在着许多其它的学问，故研究史学的发展跟其它的学科的关系亦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李大钊认为跟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问是文学、哲学和社会学。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李大钊在分析阐述历史的对象、特征、范围和任务的过程中，不但回答了历史学是怎样一门社会学科，还回答了应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而成为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框架第一人。
    二、把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李大钊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后，并没有把它视为教条，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分析法。因为他以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把理想运用到实际上去"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故"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3）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事实的过程中，李大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李大钊根据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用追本溯源法为人们展示出从古到今的"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风俗习惯的变动，也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一切政策、一切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它的根源。"（14）从而总结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本着这种理论，李大钊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多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在这一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子及其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行二千余年，就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二千年没有很大的变动，孔子的学说适宜这种农业经济状态的原故。而现在"西洋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压迫而生动摇，那么建立在这个构造上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及其全结晶体……孔子主义就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中国近代的种种思潮运动都是经济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没有人能"抵制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15）这不仅揭露了孔子学说根本动摇的必然趋势，而且痛斥了复古分子的反动思想，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尊孔"企图。
    其次，根据唯物主义关于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的原理，李大钊在史学研究中特别强调应以人民群众为主。因为历史上的人民及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是中国的筋骨，历史的脊梁。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它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同时无情地批判旧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以买权辈的欢心为己职，企图使广大人民放弃自救的努力，老老实实听他们采夺的罪恶本质。这些观点，无疑是引导人民自觉自己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17）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有这种认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亦特别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如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根据"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这个特点，指出"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号召有为青年，"去开发他们"，使他们成为"知道要求解放"，能够"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18）。其后，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一步了解，他从经济的眼光，进一步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成份。"认为农民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非要有自己的组织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利益。"号召在乡村作农民运动的人，把"唤起农民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视为第一要紧的工作。并从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帮助不少。预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9）。1926年，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扰乱中国，北方几个直接遭受兵祸最利害的省份，纷纷掀起成立自己的武装组织……红枪会运动。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他认为作农村工作的同志，应加入红枪会的群众组织里去，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教育农民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仇恨洋人的情感集中到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身上，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人民，都是自己的朋友，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使农民组织不会被军阀利用而自相残杀。还应该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谁也救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20）这一类歌声常吹入农民耳鼓，使他们自觉自己的力量，紧密团结，争取生活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