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货殖列传》的商业地理学价值和特点
    我认为，《货殖列传》关于西汉前期商业地理形势的记述具有如下特点：
    1.广泛而又具体的记述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地理分布。商品的地理分布是商业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司马迁商业地理学理论的出发点。他首先采用类似荀子的方式从宏观上概述了全国商品地理之大势，接着又借鉴《禹贡》和《职方氏》区划研究的方法，具体记述了各地商品布局。如关中区的巴蜀，“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以燕（蓟县）为中心的勃、碣区，“有鱼、盐、枣、栗之饶”；以临淄为中心的海、岱区，“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岭南的番禺则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但也有少数地区（如三河、漳河等），司马迁没有如同上述各区那样一一列举其主要商品，我想大概因为这些地区开发较早，参与市场交易的商品大多是人所皆知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故可略而不记。《货殖列传》对全国各地物产的记述，突破了《禹贡》、《职方氏》贡物地理分布的落后形态，属于商品地理布局的范畴，而且比《禹贡》、《职方氏》、《荀子·王制》篇所记物产更丰富，又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路商品，即司马迁所谓“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总之，我认为《货殖列传》关于商品地理布局的记载比先秦时期任何著作的记载都更系统，其所反映的商品交换领域更广泛、层次更深入，具有极高的商业地理学价值。
    2.《货殖列传》商业区划的“法自然”特征及其对西汉前期全国各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客观的反映。巫宝三先生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概括为“法自然”〔17〕，非常恰当。我认为《货殖列传》的商业区划也具有“法自然”的特征。稍微留意，即可发现《货殖列传》划分各大商业区，既没有局限于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也没有受汉武帝时期十三州部监察区范围的约束，而是本着“法自然”的原则划分的。其具体做法如下：①依循地理形势划区。临淄所在的海岱区、邹鲁所在洙泗区、邯郸所在的漳河区、燕所在的勃碣区、番禺所在的岭南区，以及由河东、河内、河南构成的三河区，梁宋区，颍川南阳区，前五者皆因山川形势划分，后三者则由于地缘关系密切而将二、三个郡国划为一区。按地理形势划区，虽受《禹贡》划别九州办法的影响，然而其所记述内容则是商品交换，与《禹贡》专记伪托的贡纳物产不同；②按历史习俗划区。我认为司马迁对关中、越楚这两个特大商业区是按照这个原则划分的。《货殖列传》所载关中区，战国末年皆为秦国疆土。《史记·苏秦列传》云：“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西汉去战国未远，世人仍皆习惯于将故秦之地视为一个地理单元，故司马迁将其划为关中区。至于司马迁为何把包括安徽、江苏、湖北在江北的绝大部分、河南的东南部及整个长江中下游东至东海、南到南海的辽阔地区划为一个特大的越楚区，今人可能难以理解，但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演绎成俗的地理观念。《正义》云：“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岭南素为越人之居，故也可归入越楚；③在商业区划中，司马迁虽然采用了依循地理形势或世人习俗观念的方法，但他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的学说没有局限于自然地理和风俗地理的框架中，从总体上看他的商业区划所最重视的还是经济因素，即建立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繁荣的程度。这是司马迁“法自然”的思想方法在商业区划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如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范围虽仅相当于今河南（不含东南部）、山东、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边缘地区及江苏西北角的一小部分，其面积仅与关中差不多，比越楚小得多，司马迁却在这里划出了三河、颍川南阳、漳河、海岱、洙泗、梁宋六个与越楚并列的商贸区，客观地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开发得早，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亦相应发达的事实。关中地区虽然地域辽阔，但因其经济重心在秦川，主要商市也在秦川，汉中、巴蜀的资源，陇右四郡的畜放主要依赖输往秦川交易。因此，司马迁把若大的故秦之地划为一个商业区，不只是沿用传统地理观念，也符合当时这个大区商品流通的实际情况。越楚区更为广大，但其大部分地方开发较晚，商品经济不发达。虽然长江下游的吴县、岭南的番禺比较先进，但由于距离中原较远，山水阻隔，与外地商贸关系不密切，故司马迁因袭传统观念将其划为一个商业区。总而言之，司马迁“法自然”的商业区划，摆脱了行政区划约束反映商业地理实际的因素，虽然涉及自然地理（如山川形势），但没有停留于自然地理的范围内；虽然涉及习俗观念，但没有局限于风俗地理，他所重点记述的仍是各地的商业地理，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3.比较真实地勾画出了西汉前期的全国各地商品流通渠道。先从关中谈起。关中是个大区，关中区内部的商品流通渠道前文已经谈及，不赘述。《货殖列传》的记载显示关中通往关东的商道有三条：第一条是由长安东北的栎邑（栎阳）跨越黄河通往河东的陆道。司马迁云栎邑“东通三晋”，又云杨县、平阳“西贾秦、狄”，《正义》：“秦，关内也。”两者互相呼应，揭示出这条商道的存在；第二条是沿河、渭出入关中的商道。这是一条由来已久的古道，商末武王伐纣、春秋时期秦穆公潜师袭郑、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18〕，均利用这条水陆之道。《货殖列传》谓“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揭示了这条商道对于勾通关中和关东商贸关系的重要作用；第三条是关中和南阳间的商道。司马迁云：“南阳西通武关、郧关”，则关中与南阳间的商道又分为二条：一条是由南阳西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而至长安，即秦末刘邦入关之道。另一条是由南阳西出郧关（今湖北郧县）至汉中，汉中即司马迁所谓关中的一部分，如果继续沿褒斜道前进，则可至秦川西部；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地区的六大商业区，彼此地域相连，商道四通八达，如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河内郡的温县、轵县，“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赵即邯郸）；而漳、河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南阳不仅西通关中，还是中原腹地与越楚交往的枢纽。南阳“交通颍川（阳翟）”，不仅显示了其与中原腹地的商业渠道，而且由于陈县“在楚夏之交”，因而勾画出了西楚与颍川、南阳商业区一条商道。至于南阳“东南受汉、江、淮”，则表明了宛县市场与江汉地区的西楚商市江陵和淮南地区的南楚都会寿春的商品交换关系。黄河下游的重要商业城市邯郸和临淄与北方的商业都会燕（蓟县）有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司马迁云邯郸“北通燕、涿”，而燕“南通齐、赵”，其间商业渠道清晰可见。至于江南各地与中原地区的商品流通情况，《货殖列传》虽然没有上述那样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该篇开头宏观记述全国商品流通情况那段文字仍可看出一些线索。“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对照司马迁在区划部分对各地商品的记述，可知这些商品大多来自岭南的番禺和长沙、豫章二郡，反映了这些地方与中原有商贸关系。但是，由于这些商品大多是高级奢侈品，超出一般人的消费水平，加之西汉前期统治者躬倡节俭，因而当时对这些奢侈品的消费量可能不大，长途贩运奢侈品的商贾当亦不多。吴县市场上的海盐之类的商品，虽为人民生活必需品，但北方出产亦多，加之交通不便，因而输入中原市场可能也很有限。《货殖列传》没有明确勾画出中原与江南的商业渠道，说明在西汉前期彼此间的商贸关系尚不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