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货殖列传》还反映出了中原和关中市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如前所述，与中原地区商贸关系密切的勃、碣区燕地市场的辐射区域已达到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乃至朝鲜。而河东郡的杨县、平阳，“西贾秦、狄、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关中的栎邑（栎阳），“北郤戎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反映出河东及关中市场影响及今内蒙古南部、宁夏、甘肃中部和青海的东北部。司马迁称巴蜀“南御滇僰”，临邛卓氏“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由此可见，临邛铁器已远销到今云南昆明了。又，《索隐》释“贾椎髻之民”云：“谓通贾南越也。”从《西南夷列传》记载看，此释可信，在西汉前期蜀郡确实有一条经滇（今昆明市）而至岭南番禺的商道〔19〕。不过由于这条商路极其艰险，在当时不可能是一条商旅热线。
    《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关中的秦川地区和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品流通渠道稠密而又清晰，其他地区的流通渠道大多隐隐约约，或断断续续，客观地反映了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司马迁用这些清晰度不同的商业渠道，组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商品流通网络图。
    4.以商业繁荣的程度为标准评价城市和“都会”概念的提出。在《禹贡》、《职方氏》反映出的区域经济地理中，没有城市的内容。其他先秦著作，涉及城市而又兼及商贸的内容也很有限。从这种意义上说，《货殖列传》又可称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城市地理著作。《货殖列传》列举的全国24个主要商业城市，长安为京师；洛阳、邯郸、临淄、燕（蓟县）、鲁县、陶（定陶）、睢阳、陈县、江陵、寿春、吴县、番禺、颍川（阳翟）、宛县等14个城市为郡国治所；雍县、栎邑（栎阳）、临邛、杨县、平阳、温县、轵县、邹（驺）县、合肥共9 个城市仅为县治所在。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城市的评价，已摆脱了仅以政治和军事地位衡量城市重要性的传统观念，而以城市的经济含量--即商业繁荣的程度作为确认商业城市的标准。本文第二部分的阐述已经充分体现出司马迁皆因其资源、交通条件和商贸实际情况而确认商业城市的思想。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上述那些城市中的商品经济更为繁荣者称为“都会”，我认为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发明。虽然在战国时期已有人试图从经济方面反映城市的特点，但并没有给经济较为繁荣的城市起一个专有的名称，“都会”的名称自司马迁始有。在他所列举的商业城市中，被明确称为“都会”的仅有邯郸、燕（蓟县）、临淄、陶（定陶）、睢阳、寿春、吴县、番禺、宛县共9个城市。谈到这里，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长安、洛阳这两个大商业城市何以没有被列为“都会”？我认为这蕴含着司马迁的另一层意思。西汉时期关中是全面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位于关中腹地的长安商业自然发达，司马迁描述其商贸形势说：“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至于洛阳的商贸情况司马迁介绍说：“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将此与司马迁对邯郸等9个“都会”商贸形势的描述相对比， 长安和洛阳不但不逊色，而且超过它们。我认为司马迁是把长安和洛阳作为全国性商业中心看待的。如果我的这个看法能够成立，那么《货殖列传》记载的24个商业城市可分为三等：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邯郸等9 个城市虽然也有一些跨地区的商贸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方“都会”；其余13个城市的商业地位则又次一等。我认为这样的商业城市分类符合西汉前期全国商业发展的客观实际。
    在《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还对商业都会的繁荣情况有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通都大邑，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珁，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髤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曲盐鼓千答，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虽然这里说的是富商大贾要达到“比千乘之家”的社会地位所应有的经营规模，但也反映“都会”城市商业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各“都会”所处地域不同，其商业部门也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式，而会各有自己的特色。
    综上所述，我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酝酿时期，那时以物产布局为核心内容的区域经济地理成就和其他各类著作中积累的商业地理知识，对尔后商业地理著作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西汉前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学术气氛的复苏为商业地理学著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依据他可能利用的条件，对全国各地的商品地理、市场布局和商品流通渠道作了前无古人的系统论述。体现商业地理学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货殖列传》都已基本具备。因此，我认为，《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货殖列传》的问世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形成的标志，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商业地理学的奠基人。当然，不可否认，《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新学科的幼稚性，例如其学科体例不够规范。商业地理学作交叉学科，与一般经济理论问题，与商业经济学及地理学科中的经济地理、自然地理、风俗地理等分支学科都有联系，但它毕竟是一个独立学科，应有自己独具的学科体例（详见前面的阐述）。商业地理学论著的作者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仅会影响其本身体例的规范性，也会影响作品对主题学科内容的表达。《货殖列传》由于过多地涉及了经济理论、人物事迹和风俗地理，作为商业地理学著作要求，其体例显然不够规范。此外其中依照世人习俗观念划别的两大商业区、关中区尚基本符合西汉前期关中的商贸实际，而越楚区则有一些明显失误。司马迁所划越楚区的四个小区，岭南区既能因其地理形势，又符合其商贸实际，比较得当。而西楚、东楚、南楚三个小区，看来是自战国末年楚国徙都寿春后，以寿春为视角形成的习俗观念。其中西楚区包括沛、陈、汝南、南郡四郡之地，沛郡在寿春之北，陈郡在寿春西北，其方位不确姑不论。沛、陈、汝南三郡地域连属，而汝南与南郡中间横亘着不属于西楚的南阳郡和衡山国，把一个与其他三郡不相连属的郡划为一个商业区，作为古代的商业区划欠妥当。地处“楚夏之交”的陈县与地处“夏人之居”的颍川（阳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且沛、陈、汝南三郡都是开发较早的地区，与中原其他各区商贸关系亦较密切，司马迁因循习俗观念将其与商品经济落后的江南划为一个大区，显然欠妥，这是过分强调风俗地理在区划中的作用所造成的失误。《货殖列传》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商业地理学著作，虽然学科体例尚不够规范，其对西汉前期商业地理的反映也有不足之处，但它的开创性成就还是令人瞩目的。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在肯定古人成就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无苛求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