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他是明末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著名诗人、学者，与陈恭尹、梁佩兰一起被誉为明末清初诗坛“岭南三大家”，其诗作之多与诗名之盛，已素为人所熟知。屈大均一生之著述甚丰，其中史学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屈诗往往成为后人研究之热点，因而对于屈氏之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便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一
    作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著名学者，其所具有的学术特色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往往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屈大均在自己的文集里说过：“予少遭变乱，屏绝宦情。盖隐于山中者十年，游于天下者二十余年。所见所闻，思以诗文一一载而传之。诗法少陵，文法所南，以寓其褒贬予夺之意。而于所居草堂名曰‘二史’。盖谓少陵以诗为史，所南以心为史云。”[1]又说：“吾尝欲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江淮河汉，使天地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2] 这两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就是时代给予屈大均一生以巨大的影响，而屈大均亦已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他显然是在为完成这一使命而著述，不仅要“鼓舞风雷”、“使天地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而且要传之后世，为弘扬民族精神而尽心尽力。所谓“诗法少陵”，表明屈大均决心效法身处唐中后期乱世的“诗圣”杜甫，“以诗为史”，忧时愤世，“以寓其褒贬予夺之意”，所谓“文法所南”，即效法亡宋爱国隐士郑所南，终生不忘故国。郑曾自称“三外野人”，故屈大均特撰《三外野人赞》一文说：“予不幸生与所南之时不异，而尝有《翁山易外》、《诗外》、《文外》三书行世，自称‘屈子三外’，不谓所南先得我心。……于是亦自称‘三外野人’。”可见屈大均之所以处处以郑所南自况，实源于他俩所处之“故国”沦亡时代背景相似。而屈氏所居草堂，特意用“以诗为史”、“以心为史”为内涵之“二史堂”命名，足以表明史学作为一种思想抗争武器，在屈大均一生著述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屈大均所处明清易代之世，这是一个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喻为“天崩地拆”的时代。这一时代给予他的思想影响，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易代剧变之巨大撞击。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初五日，其时明王朝已是内政不修，灾患频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农民起义风暴遍于中原大地，满洲贵族虎视关外，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使屈大均从少年时代便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义军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身亡；五月，清兵继入关后入京，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后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政策，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故国”沦丧的残酷现实，使屈大均的民族意识获得了深化与升华，决心投身于火热的抗清斗争，对屈大均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顺治四年（1647年）春，屈大均即参加了由业师陈邦彦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组织的广州抗清起义，但很快便失败了，陈邦彦等殉难。屈大均在悼辞中悲愤地写道：“哀丧元兮太早，不及陪兮滇池。……愤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孶孶。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3] 可见年青的屈大均对于民族大义的认识已相当成熟。顺治六年（1649年）春，屈大均主动向驻跸于广东肇庆的南明永历帝上《中兴六大典书》，为光复献计献策。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屈大均抵达南京，与志同道合的反清志士魏畊结成莫逆之交，先后密谋联络郑成功、张煌言反攻江浙，但均遭失败。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滇起兵叛清，屈大均误认为反清义举，曾赶赴湖南从军，后知吴之举兵纯为个人权位，遂忿然辞归。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十六日，以一生不仕清而终老，终年67岁。可以这样说，易代剧变影响着屈大均的一生，而弘扬民族气节便自然成为屈氏所有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的主导思想。
    第二，家风与师道之熏陶。考屈氏先世本关中人。宋绍兴南渡时，先祖翰林诚斋公始南移广东南雄珠玑巷，后再移于番禺沙亭乡，故屈氏之祖源，实与宋金民族之抗争相关。南屈列祖大多以书香著，像十五世伯祖博翁公“耆年硕学，高旷绝伦”，南粤名儒陈白沙尝过其家，湛甘泉亦慕其风。至屈父宜遇时，家道中落，他“以多病遂精医理，为人诊治，不责其谢，……活贫窭人以数百计”[4]。可见屈家虽贫寒，然扶贫济世之志不移。屈父业医之余，亦喜猎经史百家籍，对屈大均“督课至严”，大均在家风的熏陶下，自小就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5]。他常以屈原后裔自勉，并素仰屈原之爱国情怀。这些都为他日后学业的长进及思想的成熟奠立了基础。屈大均16岁时，师从顺德举人陈邦彦，治《周易》、《毛诗》及舆地之学。他不仅在学业上“试辄冠其曹”[6]；而且还从严师那里学到了经世致用之道以及民族气节之精义。他第一次参与抗清便投身于陈邦彦之义旅，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清兵攻陷广州后，屈父曾意味深长地对大均说：“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7]但仅过了一年多，当南明永历帝驻跸肇庆，屈父即对大均说：“复有君矣！汝其出而献策，或邀一命以为荣可也。”[8] 这里之“仕”与“不仕”，全视乎民族之大义而定。对于这些“大伦”、“大义”，屈大均不仅铭记于心，而且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著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