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诗为史，诗文并举
    清代著名学者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说：“古来诗人，罕能著书。诗本性情，书根义理，作诗尚才华，著书贵学识。故前代曹、刘、颜、谢及四杰、十子之徒，绝不闻有书传世；而刘勰、崔鸿、颜师古、刘知几辈亦不闻以诗名。其能兼工并美者，一代盖无几人也。番禺屈翁山先生以诗名海内，宗工哲匠，无不敛衽叹服。”潘耒的这段评说，其实只是肯定了屈大均诗文并举所取得的成就，却未能道出屈氏作诗之真意。倒是屈氏本人在《二史草堂记》中对自己撰诗之意图讲得十分明白，就是要效法杜少陵“以诗为史”，“以寓其褒贬予夺之意”。在屈大均的心目中，“诗”只不过一种载体形式，“纪史”才是本质的。
    屈大均之所以执著地坚持“以诗为史”，除出于对现实的感受外，还有着较深层的理论依据。他说：“或有问焉曰：少陵何为以诗为史也？予曰：今夫诗者，史之正者也，史则诗之变者也。《诗》之未亡，而一代之史在《诗》；《诗》既亡，而一代之史在《春秋》。孔子作《春秋》，所以继《诗》。少陵之诗，则思以羽翼春秋而返史之本也，故曰以诗为史也。”[32]在屈大均看来，诗之本源实为纪史，故“诗”与“史”历来是相承相继的，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他还说：“昔夫子作《春秋》以继《诗》，《诗》虽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诗》之所赖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33]这应说是屈大均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且说明了屈氏相当大部分之诗作，是在“生当乱世”的特定条件下用以纪史的。事实上屈诗之内容大多蕴含着很高的政治原则，即使是对编选诗集亦不例外。如他曾高度赞扬《东莞诗集》将“拒不仕元”的李竹隐列宋诗卷首；置“归命大明”的何真于明诗卷首。并为之作序说：“意良深厚，虽一邑而隐然系天下之重。”[34]屈氏亦有自编诗集曰《麦薇集》。“麦”乃取箕子作《麦秀》之诗，以动殷民“不忘故国之心”；“薇”实取伯夷、叔齐耻为周臣，采薇首阳山饿死殉节之义。诗集“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终”，用以彰明不与清廷妥协之岭表志士[35]。所有这些，无不与屈氏所处明清易代之世息息相关。
    四
    屈大均的史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时学界对屈著之反映就十分强烈。潘耒在《新语》序中曾高度评价说：“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词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视《华阳国志》、《岭南异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记》诸书，不啻兼有其美。善哉！可以传矣！翁山之诗，祖灵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此类托讽，大都妙于用虚。此书（即《新语》）则博核精详，又善于摭实，才士固不可测。亦以见先生中年敛华就实，留心世故，练达多通，有用世才，非词人墨客大言无当者比。……其《成仁录》表章尽节诸臣。尤有裨世教。”与屈氏同为岭南三大诗人的陈恭尹也曾评说：“其《四朝成仁录》，堂堂正正，不战而屈人者也。”[36]钮锈在评述明清之际书著的情况时亦盛赞《新语》说：“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惟《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37]当然，钮氏把《正字通》与《日知录》、《新语》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但《新语》和《日知录》可以相媲美，并为垂世之作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以潘、陈二人的评说中还可以看到，屈氏之史著确实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摭实”；二是“警世”，即所谓“有裨世教。”前者是史学的本质，若离开“实”就不成为“史”，更不可能成为“信史”；后者则是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史实的演变和相互联系中，探求出某些因果关系以资借鉴，即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38]，“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9]，从而“有裨世教”。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屈氏之史著都是相当成功的。此外，屈氏在依据世代的演变而创新史学体例；保持和发扬“详今略古”的撰史原则；注重通过实地调查以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史学研究方法；倡导区域研究，充分显示地方特色；拓展以诗为史、诗史结合之路；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突出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倡行经世致用实学等等，都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如其后范端昂撰《粤中见闻》、李调元撰《粤东笔记》、张心泰撰《粤游小记》等，不仅在取材上，而且在体例及写法上均深受屈著《广东新语》之影响。即使在今天，经济史家在开展广东区域经济史研究时，《新语》仍属屈指可数的重要参考典籍。
    可以这样说，从屈大均拓展以诗为史之路，到章学诚之认定“六经皆史”；从屈大均树立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经世致用史学，到梁启超倡导近代新史学，我们不难发现屈氏之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对于我国从封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的历程中所起的启迪与先驱作用。因而屈大均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应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