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受益于遍历天下山川形胜及广交志同道合之挚友。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屈大均开始逾岭北游，历时二十余年，足迹几遍全国。屈氏此举，决非出于闲情逸致或逃避现实，其目的显然是通过纵览祖国壮丽河山，进一步激发爱国情怀，开阔自己政治和学术视野；考察全国各地山川形胜、雄关险隘，以及广结天下反清志士，以图复兴大业。他在京师曾到万岁山寿皇亭前哭吊崇祯帝亡灵，其后复游京师时又谒奠十三陵。在东出榆关后，即至蓟门凭吊民族英雄袁崇焕当年督战之故垒。至齐鲁，则专诚晋谒孔林，至金陵又恭谒明孝陵，并在那里与抗清志士魏畊结为莫逆交，他一方面秘密联络反清事宜；另方面开始撰写他的著名史著《皇明四朝成仁录》。所有这些，其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历游天下的过程中，屈大均以诗文会友，结识名士、志士不下数百人。除魏畊外，还有朱彝尊、李因笃、顾炎武、王弘撰、王士禛、沈荃、傅山等。其中对屈大均思想影响最深的当是顾炎武。他俩于康熙五年（1655年）在山西代州结识，由于两人志同道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顾炎武曾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壮语、以及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饮誉明末清初学坛，其学问、学风、品格、抱负早已为屈大均所景仰；而屈之为人及学识，亦为顾所赞赏。他们均有志于匡正晚明空谈不实之文风。顾氏曾有诗赠屈氏云：“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独漉泥深苍隼没，五羊天远白云秋。谁怜函谷东来后，班马萧萧一敝裘。”[9] 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确非一般，也可以说，是特定的时代使他们走上了同一大道上。这段经历，使屈大均的品质意志受到了更好的磨炼与激励，其学术意境也获得了宏观升华，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第四，在地理环境上颇得风气之先。岭南地处沿海，广州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各国商人荟萃于斯，粤人赴海外营生者亦日渐增多，因而粤地也就自然成了吸纳世界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加上明中叶以来，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萌芽亦已产生，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学东渐”之势亦日趋明显，传统的封建文化不得不经受着愈来愈强烈的冲击。士大夫阶层亦开始有所分化，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以剖析晚明国危民困的现状着手，进而对传统的思想文化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全力倡导务实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与文风。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思想启蒙者。而屈大均既身处岭南，又从纵游天下中获得教益，颇得风气之先，从而成为岭南地区的思想先驱者之一。所有这些，都对屈大均的治学道路与学术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
    屈大均一生之著述甚丰，朱希祖先生经详细考订后称说：“屈翁山之著述，大半有关乎南明史实，不特《皇明四朝成仁录》等之大有裨于史也，即其诗文亦然。”[10]这一结论真正道出了史著在屈著中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希祖先生将屈氏可考之著述，在目录中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作了编排，其中列入史部的计有：《皇明四朝成仁录》（今存）、《永历遗臣录》（未见）、《安龙逸史》（托名）、《南渡剩箧》（托名）、《广州府志》（未见）、《永安县次志》（今存）、《闾史》（未见）[11]。而被列入子部的《广东新语》（今存），其实也是屈氏所撰的一部重要史籍。上述所注的（未见）或（托名），不仅限于史部各书，在经、子、集各部亦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屈大均一生坚持抗清、尝遭当局缉捕，其著述不仅未能广为刊刻，而且因其大多具有强烈的反清内容而屡遭禁毁。尽管如此，屈大均的部分著述仍得以传流后世，这是十分难得的，从屈氏现存的部分史著来看，其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仍令后人瞩目与钦佩。
    屈大均曾将《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这两部史学著作，与《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合称“屈沱五书”，可见前两书乃屈氏自己亲自选定的史学代表作。
    《皇明四朝成仁录》，是屈大均以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史学杰作。他之遍历天下也明显地带有访史、采史之意，尤着意于对明末抗清死难诸臣、义士史迹之搜集与整辑，因而是书篇章不断获得增补，但一直到他去世时尚未能全部完成。今通行本共12卷，撰有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抗清殉难志士传记137篇，其目录纪事时间起自崇祯二年（1629年），迄于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该书由屈氏同邑叶恭绰先生根据流散于各地的残缺钞本参稽、整辑、校定而成，作为《广东丛书》之第二集于民国36年（1947年）刊行，为迄今所见较为完整、流传较广之刻本。
    该书之取名为《成仁录》，据屈大均自称：“盖取《论语》杀身成仁之义也。”[12]这是屈氏著述所遵循的准则，为此他不惜全力投入该书的撰写，愈到晚年，用力愈殷。他在答友人诗中提及：“年来辞赋已无心，早岁春秋原有志，书法只今在草野，一部成仁吾史记。”[13]他以此书比作司马迁之撰《史记》，正说明了他对于撰写《成仁录》的高度重视。他在临终诗里还特别提到：“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岁之朝，占寿于古哲。乃得邵尧夫，其年六十七。我今适同之，命也数已毕。所恨成仁书，未曾终撰述。呜呼忠义公，精神同泯沕。后来作传者，列我遗民一。”[14]在这里，屈大均把未能最终完成《成仁录》，看作是自己一生极大的憾事。
    由于《成仁录》记叙的是明清之际为抗清殉难的英烈传记，属当代人写当代事，且传记内容大多为屈氏亲自寻迹访集而得，其可信度是较高的。它保存了大量明末清初有关抗清斗争的史料，补充了南明史事及《永历实录》记叙之不足，从而成为后人研究明清易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