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原情准势”，体察史家著史之苦心，以见史著之真实面目。如魏收修撰《魏书》，有“秽史”之称，历代史家均攻评《魏书》不已。《总目》从论世知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抨击魏收的种种言论，提出不同看法。如《魏书》完稿后，“前后投诉，百有余人”，其中攻击最力者为范阳卢斐。卢斐认为自己的父亲仕魏官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但与魏收无亲，遂不列传，而博陵崔绰位至本郡功曹，更无事迹，因是魏收外亲，故立佳传。《总目》经过一番考证，指出卢斐之父卢同党附元义，多所诛戳，后来被罢官职，并非“功业显著，名满天下”，崔绰官位虽低，却是“贤俊功曹，冠冕州郡”，自然应当立传。卢斐以官位大小作为立传的标准，“未足服（魏）收也”。对于那些认为“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的说法，《总目》也一一批驳，认为杨愔先世杨椿、杨津，高德正先世高允、高祐，均是“魏代闻人”，必须立传，并非魏收阿谀权贵。通过辨析，自然就推翻了《魏书》为“秽史”的说法，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与此同时，《总目》在力辨《魏书》非“秽史”时，也不护其短缺，指出它“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魏）收恃才轻薄”也不足取。但《总目》是以关注著史者的苦心来做出这些评价的，“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注：《总目》卷45《魏书》条。）
    《总目》不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具体史家、史著进行评析，而且从这一角度考察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思潮，向人们揭示了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如陈寿作《三国志》，奉魏为正统，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一反陈寿之说，以蜀为正统，于是开始了中国史学史上的魏、蜀正统之争，持续不休。尤其是到了宋代，争论更加激烈。北宋以魏为正统者多，南宋以蜀为正统者多，并出现了一股改作《三国志》的风气。对于这个问题，《总目》尽管主张以蜀为正统，但没有简单就此评判，而是以“论其世”的态度，揭示了其中的奥妙，“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注：《总目》卷45《三国志》条。）《总目》从魏、蜀正统之争这一史学思潮的背景考察，清楚地向人们揭示出：任何一种史学观念、史学思潮的出现或变化，总有时代政治的需求在背后起作用，陈寿以魏为正统，是因为他所生活的西晋是承魏而来，伪魏即是伪晋，这是统治者所不允许的。而习凿齿生活的东晋，恰如三国时的蜀汉，正蜀汉即是正东晋，这是统治者所欢迎的。北宋的正魏和南宋的正蜀，也大致如此。《总目》尽管赞成以蜀汉为正统，但对于魏、蜀正统之争能“以势而论”，没有断然作出结论，而是提出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的观点，这样的评析，可谓公允平实。
    具体评析，折衷至当
    《总目》评论史书，有时通过分析、归纳以后，对整部史书的优劣作出一个结论，有时又注意通过史书各部分不同价值的分析，来评价史书的价值所在。
    从整体上评价史书，可以给人一种总体的、明确的印象，使人获得对整部著作的大致把握。比如，《北狩见闻》一书，《总目》通过分析后给出这样的评价：“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注：《总目》卷51《北狩见闻》条。）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总目》给予的总体评价是“于史学殊为有助”。（注：《总目》卷50《历代史表》条。）杜佑的《通典》，《总目》的评价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注：《总目》卷81《通典》条。）司马光作《稽古录》，《总目》认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复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于治道者甚深”。（注：《总目》卷47《稽古录》条。）这种总体性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确立一部史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看，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写得处处精彩，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无懈可击。那么，指出这些史书的优长之处和短缺之点，对于人们正确把握该书的价值，尤显必要。对此，《总目》有自觉的意识。如《总目》评《通志》，指出《二十略》是“全帙之菁华”。（注：《总目》卷81《通志》条。）评《文献通考》，指出“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也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有过之”。（注：《总目》卷81《文献通考》条。）评《隋书》，指出“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注：《总目》卷46《隋书》条。）评《方舆胜览》，指出该书虽在地理考证上不太详尽，但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注：《总目》卷68《方舆胜览》条。）等等，都是从局部入手评论史书的。
    《总目》从局部入手评论史籍，是有所侧重的，综合起来看，它特别看重史书的功用、史书的体例、史书的取材和史书的考证这么几个方面。
    《总目》重视史书的社会功用，认为史著“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鉴”。（注：《总目》卷55《钦定明臣奏议》条。）因此它在评论史书时，那怕其它方面一无是处，只要该书在借鉴历史经验方面有可取之处，也要特别指出，加以肯定。明代杨士奇奉敕编修《历代名臣奏议》，“名目太繁”，“区分失当”，“踳驳失伦”，在体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由于该书能够反映“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因而《总目》认为它“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注：《总目》卷55《历代名臣奏议》条。）给予了肯定评价。明季宦官吕毖所撰《明宫史》，在《总目》看来，内容“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但之所以将它收入《四库全书》，全在于它记载了为害严重的宦官的活动，向人们表明了宠任宦官乃明代“致亡”之一端，“足以炯鉴”，（注：《总目》卷82《明宫史》条。）引起后人警醒。
    《总目》继承传统史学重视史书体例的传统，在评论史书时，特别注意体例的完备。元人修《宋史》，矛盾抵牾，书法不一，《总目》一一将其列举，指出“纪传之互异”，“志传之互异”，“传文前后之互异”等，认为“舛谬不能殚数”。（注：《总目》卷46《宋史》条。）唐人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图志》，体例严密，被《总目》评为“舆地图经……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注：《总目》卷68《元和郡县志》条。）